对德国华文女作家刘瑛来说，文学是一种不懈的精神追求，也是展示艺术才情的大好用武之地。最近，她连续推出的短篇小说《空格》（载《香港文学》2021年第11期）和《第三位幸运者》（载《中国作家》2021年第12期），相信给读者带来了不少惊喜。这两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共同特点，是以德国华人女性生存为背景，描述当下华人女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别样的生活故事，探秘她们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或追踪她们惊心动魄的生活历险，堪称新奇别致的华人女性叙事，在带给读者思想启迪的同时，带给读者别样的审美体验。

《空格》勾画了一位华人中年知识女性的独特心路历程，并在中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楔入了对现代女性生活道路与人生价值等女性命题的深度思考，无论小说题名还是书写、思考女性生活的角度都让读者为之耳目一新。对小说中的这位华人女性来说，“空格”虽是人到中年之后生活的一种暂时的停顿、歇息、独处，但更是转换生活方式、通向未来新生活的一种宝贵契机，可谓带有某种里程碑式的人生“节点”，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空格”以前，她的生活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现代女性在国内的成长。那时，她是全省文科高考状元，是家长们赞不绝口的“别人家的孩子”，还是在首都上大学、主修英语、兼修法语的高才生，满怀毕业后到欧美深造的远大理想。第二个阶段是在德国二十年如一日回归家庭妇女。在跟随理工科出身的丈夫晏子文定居德国之后，由于生活的裹挟，她陡然间不自觉地走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道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嘉许的贤妻良母。近二十年中，喂养儿子、女儿，接送他们上学，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等等，成天忙碌，成为她生活的主旋律，似乎也成为了她人生价值的全部体现。此时此际，儿子、女儿都上了离家较远的大学，丈夫也去法国出差，生活的“空格”终于不期而至。或者说，她终于可以不听丈夫、儿子、女儿形影不离的使唤、一个人安心地躺在床上睡睡懒觉了。也正是这个难得或期待已久的“空格”使她获得了反思过去、检视人生的机会，开始筹划新的生活。固然，对二十年来对家人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她是乐意的，也体现出她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伟大——从另一角度说，她的这种奉献和牺牲甚至充满了必然性，是她为一家人在德国生活、发展或落地生根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然而，她毕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在西方文化耳濡目染下的现代知识女性。虽然家庭需要让她长时间回到了家庭妇女身份，但从现代女性回到传统女性的“憋屈”与“委屈”，或身份错位形成的隐形心理落差，从来都无法真正消除，作为现代女性的人生梦想虽然“蛰伏”已久却从未窒息。何况，那些如今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往日同学，常常是她羡慕的榜样。一句话，她作为现代女性的生命意识，在“空格”时段里，或者说在一人独处的间歇中，悄然生长，且生机盎然。于是，她尝试找回自己消泯已久的个性，比如像裸睡这样带有某种私密意味的生活习惯；她翻看起以前的老照片，重温生活的美好与欢乐；她更意识到“脱离固有一切”——即打破长期固化的生活模式，率性而为，去放松自己，去自主、自由地寻求生活的快乐，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怕多少有一些冒险——比如，像孝顺儿子建议的那样，说走就走，只身去中美洲国家格林纳达去旅游、摄影。况且，丈夫的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儿女的长大成人等等，为她创造了新的生活空间。对她来说，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是重塑自我、找回自我的崭新过程——虽然这一过程未必是事业或职场上的铸造辉煌。正因为如此，“空格”是过去生活时段的一个终点，也是她走向新生活或再次回归现代女性的起点。在德国或欧洲华人女性中，她这样的人并非个案，而应当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较为庞大的群体。刘瑛对她的形象塑造或心理刻画，实属难能可贵的艺术发现。

《第三位幸运者》展示的是一位华人女性在德国的人生历险，重点凸显了复杂生存环境给华人女性命运提出的严峻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审视了德国社会体制与文化观念存在的某些流弊。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坚强、勇敢的华人女性，但在与德国男性的交往中险遭杀身之祸。这种历险的背后，暗藏着生活的玄机，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对她来说，因为家中有瘫痪的丈夫与生哮喘病的儿子，生活的重压促使外表柔弱的她在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因此，尽管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交流不畅，有幸来到德国一所专科学院深造的她除了参加德国强化班学习之外，必须打工挣钱，养活全家，乃至把自己豁出去，无法顾及困难、劳累与危险。也正是为了挣得比一般性工作收入丰厚数倍的钱，她由语言班同学塔莎介绍，走上了夜晚去德国老鳏夫施罗德家中陪他聊天的工作之路。如果不是儿子在她的手机上安装了定位软件以及施罗德看到了她手机上的路线图，她一定会像陪施罗德聊天的前两位外籍女性一样，被施罗德设计杀害，不会成为小说题名所说的“第三位幸运者”。就施罗德而言，他正人君子和杀人魔王的双重面孔让人感到扑朔迷离与难以理喻。一方面，他是技术精湛与敬业爱岗的汽车机械师，是热心于当地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甚至按照妻子的遗愿，捐出妻子眼角膜救助土耳其的一位年轻人，是让人尊敬的恩人。另一方面，他有着严重心理与生存困境，乃至导致心灵扭曲。一是小时候他父亲背叛母亲、把妓女招进家中给他留下了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把对父亲的恨转变为对妓女的恨。二是年老体衰，妻子故去，独女住在外地，他不但孤独、寂寞，而且失去对生活的理性判断力，沦为杀人恶魔，一再把从网上花钱雇来陪他聊天解闷的女性当做妓女进行报复，阴谋杀害，藏匿家中。对幸免于难的华人女性来说，她的幸运自然来自儿子时时刻刻对她的关心。这种关心自然也是儿子对母亲养育之恩的回报。因此，作为华人家庭，是亲情暗中帮助她化解了这场致命的灾难。

在两篇小说的叙述中，刘瑛一如既往地加入了她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审视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观照，由此有效地拓展了小说思维空间。《空格》关于儿子两段成长经历的回顾，叙述上看似“闲笔”，却很好地扩张了小说叙事空间，营造了小说人物活动的文化与生活氛围。儿子高一时期与戈比等同学写抗议信，结果受到处分。在德国文化中，写抗议信无可厚非，却不能侮辱他人的人格，因为“尊重他人，是文明社会每个成员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至于儿子5岁时对死亡的发问，隐含的是作家超越民族与种族，对生老病死等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观察与思考。《第三位幸运者》在审视德国老年人问题的同时，更是广泛观照了德国的移民制度、从业制度与福利制度等，凸显出这些制度的利与弊。从小说叙述中看出，德国从人道主义出发，接受了来自周边及印度、巴基斯坦等欠发达国家的大量移民。德国的公交车等对残疾人照顾备至，对包括外籍已婚妇女在内的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极好，堪称世界典范，但即使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德国，也未必是从业者的天堂，它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会让塔莎那样的女性觉得有空子可钻，德国的治安秩序整体较好却暗藏着施罗德那样的毒瘤。

叙述与构思的新颖是两篇小说的共同艺术特点。在《空格》中，“空格”被设置为一种叙事枢纽，女主人公生活的过去与未来、她作为现代知识女性与传统家庭妇女两种身份的心理切换，都在“空格”中得到巧妙衔接或展演，显得从容不迫而游刃有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与儿子、女儿的视频通话等，被放在“空格”时段内，用现在进行时或顺叙加以叙述，她以前的两段人生经历等，则置入她的回忆中，用过去时或倒叙加以叙述，二者各就其位，连接天衣无缝。《第三位幸运者》人物、事件较多，有着悬疑小说的色彩，设置正、副两条线索，注意截取生活横断面，采取时空跳跃方式，在构思、结构上做足文章。具体便是把华人女性的人生历险设为主线，把施罗德的包藏祸心设为副线，对他们各自的生活片段进行有效裁剪与拼贴、嫁接，尤其是把他们各自的往事巧妙地放在他们“聊天”中自然“流出”，看似寻常，却颇具匠心，不露人工雕琢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