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东北似乎都很难被完全忽略或遗忘。毕竟有足够辽阔的大地，毕竟有曾经辉煌过的大城市及其工业史，总有些不容易绕过去的沉甸甸的存在。的确，东北的事情很多都不尽人意，让人感到有些憋闷，但如果谈论东北文艺，却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歌手董宝石2019年提出的“东北文艺复兴”，所言不虚。最初在网络上人们将歌手董宝石、拍短视频的老四和写小说的班宇并称“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似乎有调侃的味道，可是随后就蔓延到文学界，有人将沈阳的青年小说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几乎与此同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也成为文坛上热度极高的青年小说家，青年批评家黄平认为他们代表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标志着“新东北作家群”的诞生。

我想，“新东北作家群”应该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文学群落，它的起源应该从新时期文学开始，从那时起，东北文学在不同时期总是产生文学价值丰盈的作家，如马原、洪峰、迟子建、孙惠芬、金仁顺等等。在当代文学中，自觉意义上的流派，几乎都是不充分的，但是，作为一个地域性的文学群落是普遍存在的，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京味作家、海派作家等等，今后也会一直存在着。这是因为人们对文学美感的欣赏和接受。在文学中，充沛的地域特色，总是容易为小说增添光彩的。胡冬林的长白山叙事，无疑为他的作品增加了美感的光亮。王怀宇的长篇小说《血色草原》具有浓郁的东北草原文化特色，让人想起端木蕻良笔下的大草原，一直对乡土文学深有研究的学者丁帆读后，就想起“重建东北作家群”。读了王可心的《西山谣》《头顶一片天》和夏鲁平、朱日亮的小说，即使是日常生活的叙述，也很容易感受到东北生活和文化气息。人们愿意欣赏具有特异风味的美感，这是“新东北作家群”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地方性不能代替文学性，地方性并非必然地增加文学的美感。那些一流的东北作家和优秀作品，如迟子建、金仁顺、孙惠芬、洪峰、马原，他们绝不仅仅在于东北的地方性。宁可说，他们在东北之中却又超越东北。地方性也仅仅是在文学性充沛的时候，才给文学美感增值加分，也就是说，他们以其文学性获得人们的认可，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历史的认同。

这里，我们不必拘泥于字面，而是应该以更开阔的胸怀去感受、观察和思考。所谓“复兴”，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像过去一样，而是超越了过去，因为过去是否是真正的繁荣，也是不能不让人困惑，更主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令人鼓舞、振奋的新意味或新境界。这种新并非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突然间的焕然一新，不是在一个历史激变的时代突然爆发出一种文学革命，而是在一个相对宽阔的历史地带或审美地带的零散的蔓延或渗透，近乎不经意间的星星点点的偶然闪亮，在不知不觉之中获得一种充实的文学性升华。的确，“下岗”是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主要表现对象，这是他们的东北特色所在，还牵连着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如果有对东北当代历史的了解，无疑更能理解他们提供的美感，更容易引起感情的共鸣，但这也仅仅是他们文学的基本面，并非他们的卓越之处。在底层文学的潮流中，又有多少作家在写“下岗”甚至比“下岗”更残酷的底层生存和生活呢？更何况“下岗”潮流早已过去，再也无法吸引人们的关注了。我以为，他们获胜的奥秘或卓越之处在于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和精细的描摹，这恰恰就是文学性的高处，这不是地方性能够做到的。文学是表现永恒人性的。你固然可以去写社会热点问题，甚至可以雄心勃勃地去写一个时代，也可以写一些奇风异俗去吸引人的眼球，但是如果不能潜入人性海洋的深处，就无法打捞出文学的珍宝，就无法以美感征服人心。双雪涛的叙事复杂，而班宇大部分作品是平铺直叙，但是你会发现，读他们的作品，人性的状态——人的性格、命运以及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尤其是内心深处的微妙之处，总能饱满、丰盈，成为作品的最深沉、浑厚的美感，总是能够打动人心。阅读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和班宇的《冬泳》，其故事无论是稳健的写实，还是叙事迷宫的组建，都直指性格、人心，都凸显出主要人物命运、性格和内心状况。《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性格，没有淹没在悬疑小说的叙事迷宫之中，毋宁说得到了强化。《大师》是缜密的写实，父亲的形象栩栩如生。《逍遥游》的责任编辑吴越，在谈到《逍遥游》的时候，提到了张爱玲的小说《花凋》，这不能不说有一种深刻的眼光。《花凋》写一个女孩在疾病的摧残之下，生命的凋零过程，其美感的力量在于对女孩内心活动的精准勾勒，《逍遥游》没有写死亡，它写的是挣扎，绝望的挣扎，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贫困和绝症的重压之下心路历程，被班宇写得跌宕起伏、步步惊心。

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出现并非偶然。如果以地域性为尺度的话，其背后有东北文学的根基和底蕴。翻阅当代文学史，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东北文学不算单薄的身段。它有自己足够大的体积和重量，也有自己的风度。中国文坛潮流的一波一澜，都会在东北文坛掀起一朵朵的浪花。“文革”结束，新时期文学开始，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到军旅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底层叙事乃至2000年以后，东北文学也是披荆斩棘，留下了许多值得回顾和珍视的足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短篇小说影响极大，全国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万众瞩目，首届“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有两位东北小说家的小说获奖：一个是王宗汉的《高洁的青松》，一个是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在后来的中短篇小说年度评奖中，东北小说家也是接连获奖。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高昂旋律中，东北作家的锐意探索，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徐敬亚《崛起的诗群》是1980年代初期关于朦胧诗的重要评论，也是当代文学史所记录的“三个崛起”之一。张笑天也许是一位被文学史低估的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多样、数量巨大，对现实生活和时代变革具有高度热忱与敏感。他的《离离原上草》是1980年代初期挑战禁区、探索人性的力作。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公开的内参》近似于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呈现的是时代变革中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有一位不该被忽略的作家，那就是邓刚。邓刚小说写工厂改革，也写大海。我们的文学缺少对海洋的关注。邓刚的海洋叙事，从五四到现在也无人能敌。1980年代中期，在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浪潮中实现了审美突破，东北小说也获得长足的进展。韩少功首倡文学寻根，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文学的“根”》发表在长春的《作家》1985年第4期上。马原、洪峰作为东北的先锋小说家，其探索的锐气和才华，也为整个当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影响深广。此时，迟子建也崭露头角，在1990年代之后，迟子建有更大的发展，她不仅是东北的文学首领，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前排大家。随后，孙惠芬、金仁顺也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作家。在“70后”作家之中金仁顺也是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一位。

现在，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创作，是东北文学延伸和发展，也是东北献给当代文坛的饱满果实。我衷心希望他们走得更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