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作家在当代文坛的“崛起”，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展开了一些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讨论。在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的热潮中，吉林文学不是以“狂飙突进”的“崛起”姿态出现的，而是一直保持着自身平稳向前的风格。

鲁迅在给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所做的序言中，赞扬萧红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北方人民的生的坚强”或许是吉林文学的重要底色。“北方人民”是地域的特色，“生的坚强”是环境的艰难与求生活的执着。

在我们的生活常识中，矿区的生活应该是很苦的，也是很危险的。在这种生存的困境中，往往可以见到人性的惯常与突变。金仁顺、金昌国的很多小说都与这种矿区生活有关。金仁顺新近创作的《众生》中的一些篇目就延续了《喷泉》等和矿区生活有关的题材，呈现出了在艰难度日的时代里，人们如何为了“生”而失去生命。《众生》中的《宋慧玲》，讲述的是我童年时的伙伴宋慧玲因为抢救“红宝书”被河水淹死，而后成为了插图、版画上的英雄人物。但我们一直怀疑这样的英雄人物会出现在我们身边，最后的结果也证实了我们的猜疑，“那本毛主席语录里夹了五斤粮票。宋惠玲怕回家挨爸爸的打，才跳进河里去追语录的。”“五斤粮票”就是“凡人”与“英雄”的距离，同时也是“生”与“死”的界限。将生的沉重熔铸在伟大与平凡的毫厘之差中，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不堪与卑微。矿难恐怕是所有有关煤矿小说中最沉重的话题，因为有生命稍纵即逝。与这种突如其来的噩运不同，还有一种是生的煎熬。金昌国的《秋分》讲述的是在矿区生活的老于、老相两家人的日常琐事。本来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生活，却被一场突发的意外打破平静，让两家人的日子雪上加霜。老于和秋分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奔丧，留下女儿小吉照看家里。小吉和老相的女儿小慧，吃完晚饭后在雪夜里一路玩闹回到家里。“回到屋里，小吉用无烟煤泥压上了炉子，开始做作业，等到十点钟，雪开始下大了。”两个孩子因煤烟中毒失去了生命。生活在北方的人，大都会理解发生在冬日夜晚的这种悲剧。因为居住条件、天气原因等，在冬日的夜晚入睡前，大家都会把煤压在炉子里，让煤炭缓慢燃烧，其实就是不充分燃烧，释放热量，这样就不至于在“后半夜”很冷。两条生命的逝去，给两家人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逝者已去，但生者还要活下去。老相家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就女儿小慧是个健康的孩子。秋分觉得这场悲剧是由他们家引起的，于是决定把女儿小祺送给老相家。“死的悲剧”先毁灭着两家人的生活，这又接踵而至的“生的割舍”与“生的接受”，同样在亲情、伦理等方面撕扯着两家人的痛感神经。为了避免日常性的阵痛，老于和秋分不再去老相家了，直到“女儿”小祺结婚才坐了一夜的火车赶了回来。这种“碰面”自然是十分尴尬的。小祺的哥哥宝子为了参加婚礼，开长途车因疲劳驾驶出了车祸，造成下肢瘫痪。日常度日的艰难中，还不断有无常的悲剧袭来。这生的艰辛中，还要承受由此而来的死之离别。金昌国笔下的这场悲剧其实就是“北方的”，而且是北方冬日里独有的。这种经验固然是惨痛的，但在文学叙述中也有着特殊性。王可心的小说集《头顶一片天》中，主要写的是底层生活之艰辛。《一双耐克鞋》同样延续了此前关于底层书写的主题。小说讲述一位母亲为了给自己喜欢打篮球的儿子买一双耐克的詹姆斯系列球鞋，省吃俭用费尽周折，颇受屈辱的过程。这双鞋要两千多块钱，是吴爱莲一个月的工资。儿子考上了大学，靠着单亲家庭和低收入证明获得了学校的助学金，吴爱莲一个月的工资刚好够她和儿子的生活费。为了买这双鞋，吴爱莲想办信用卡，但她没有正式工作银行流水少办不了，“花呗”和“白条”里可用的钱也少得可怜。去姐姐家借钱，“姐姐像撵狗一样把她轰出门，临关门时还告诉她，不许为了买鞋不还钱，晚还也不行！”借钱无果后。吴爱莲就自己攒钱，她每天只吃饭，不吃菜和水果，步行上班。就这样，攒了两个月够了一双鞋钱，当到商场准备付款时却发现钱没了，钱应该是坐公交车时被偷了。她崩溃大哭，后又重回起点继续攒钱，终于买了一双耐克鞋给儿子邮寄了过去。这回算是“梦想照进现实”了，但现实对吴爱莲母子却依旧那么“骨感”。鞋寄出不久，吴爱莲就接到通知，她儿子所在的学校来电话，就因为那双耐克鞋质疑给吴爱莲家开了虚假的低收入证明，取消了她儿子的助学金。吴爱莲不服，她要去儿子的学校理论。《一双耐克鞋》除了让我们看到底层生活之艰难，我们也没有看到吴爱莲如何能找到改变生活困境的路径。同时，让我们感到更加悲观的是，学校对待吴爱莲们的态度，一个拿助学金的孩子就不能或不应该穿耐克鞋吗？助学金一定要有一个“穷困”的外在形式来支撑吗？吴爱莲的反抗可能无济于事，但她的姿态就是“生的坚强”的体现，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对这种“生的坚强”的有力声援。高君的《柔情史》同样是讲述贫穷与底层的故事，小说以情感为线索，用命运的沧桑与浑厚，在欲望与“柔情”之间，展现了生命的蛮力与向上的挣扎。《柔情史》带有“寓言”式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生的坚强”的虚构性超越。

在专注于对“北方的、生的坚强”书写的同时，吉林的作家也有着更为宏阔的创作视野，他们把创作的目光投向历史的同时，也追踪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书写当下生活中的百态人生。金仁顺的《小野先生》将创作的视角拉回到历史的时空之中，以“我”与作家小野先生的相遇，带他参观长春市的历史建筑为线索，在回溯历史的同时，深入探讨在历史进程中，个体行为与历史苦难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如何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获得自我的救赎。最终，小野先生在与写作相遇中寻求到了自我救赎的方式。小说既关注了民族记忆，又探讨了写作是如何在叙述中完成自我精神疗救的。夏鲁平的《养水仙花的人》聚焦当代都市的老年人问题。叶之谦的老伴得了重病，一番治疗后也还是撒手人寰。在老伴去世后，叶之谦拒绝和女儿到南方散心，而是独自留下来。如何度过剩余的孤独岁月，是留给叶之谦的难题。一日叶之谦去早市闲逛，看到有卖水仙花的，就买了三颗种子回家种。因为老伴去世前，就喜欢水仙花，这对叶之谦来说也可算是睹物思人。然而奇怪的是，家里的水仙却莫名地变多了，对此，叶之谦百思不得其解。又一日，叶之谦来到早市的花卉摊前，正琢磨着家里的“怪事”，突然女儿来电话询问他家里的水、煤气等是否都关好了。听了女儿的询问，叶之谦一下子就紧张起来、瘫坐到地上。后来邻居来早市找他，告诉他有一个人进到家里关掉煤气，才免得一场火灾。叶之谦回到家后，才发现进到家里的居然是老伴病友的侄女张水仙。张水仙告诉叶之谦，是他老伴在去世前偷偷给了她一把家里的钥匙，让她没事儿的时候，照看一下叶之谦。而家里多出来的也是张水仙偷偷种的。在离别之苦后的孤苦生活中，叶之谦努力不给女儿添麻烦，自得其乐。但岁月不饶人，随着身体的衰老，记忆、精神、心理等方面的问题随之而来。叶之谦的难题不是他独有的，而是当代都市中大部分老年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作者在小说中给了叶之谦很多的温暖与“关照”，并没有将更为严峻真切的“体验”放置在小说的叙述中。这种“回避”可能也是因为有了太多的“生的坚强”之后，生活需要一点儿温馨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