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生时代就知道阎纲老师，但与阎纲老师相识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尽管短暂，但从文到人，阎纲老师对我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也给了我一种鼓舞。因为他让我看到了作为评论家的精神品格和强大生命力。无论从年龄还是从文学评论专业来说，阎纲老师都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楷模。
这段时间一直断断续续地拜读阎纲老师的《我还活着》《礼泉作家记盛》以及其他一些评论文章，学到了很多，也悟出了阎纲老师文学评论的部分机理。这里简要概括几点。
真情入之，真理出之
一般来说，评论是说理的，而阎纲老师的评论却多是从情感进入的。与《三十八朵荷花》《我吻女儿的额头》等散文中纯真而炽烈的情感书写一以贯之，阎纲老师的评论写作感动我的首先是他真挚的情感。我感到他是一个对文学、对美、对作者、对作品、对作品中所讲述的人和事，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怀有纯真的赤子情怀的人。他以这种情怀对待作家和作品，投入与作家的交往和对作品的阅读。他以纯真和崇敬的情感进入阅读和写作，并因此会认真负责地写每一个字，说每一句话，阐发每一个观点。由此，他与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构成了三方交互的情感体验过程，形成了一种三方对话格局。譬如他与作家张一弓、与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李铜钟及其所代表的河南信阳农民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切的情感联系。尽管他评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时候，可能还不认识张一弓，更没有在张一弓书写的信阳事件的现场，但他基于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深入到了李铜钟故事的情境之中，并与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建立了情感上的深度关切，构成了他对这部作品做出理性判断的基础。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他才如老评论家朱寨所说“拍案而起，仗义执言”， 并经过缜密论证，辅之以马克思对普罗米修斯的论述，得出了李铜钟是一位马克思称颂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英雄的结论。我不敢说这是当时置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但这一定是符合现实逻辑和时代发展的真知灼见。
这样的文学批评就已经不是一种事不关己的大道理了，而是一种被注入了主体情感，有着切肤之痛的理性思考了。这种以真情入之，以真理出之的批评逻辑，是我对阎纲老师文学评论的第一印象。
系乎百姓，关乎国族
有人说，文艺批评应该是及物的，所及之物就是文艺作品。这句话对于那些连作品都不读就妄加评论的评论家来说，当然是对的。但对于真正的评论家来说，只对了一半。文艺批评所及之物，首先是作家作品，然后是百姓、国族和与作家们一起共处的这个世界。这也是在阎纲老师的评论里又一次被证实了的。
阎纲老师在对作家作品关切的背后，是对百姓苍生和国家民族的更深的关切。还以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例，他之所以“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直接原因是他对千百位被饿死的信阳农民的同情和悲悯，是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担忧。近年来，他年近九旬回归故里，为家乡的文化发展无私奉献，无数次上门家访比他小几十岁的礼泉青年作家们，并为他们作评作序，同样是出于对家乡、对国族和子孙后代的关切和热爱。这是一个有爱、有责任、有担当的大批评家的风范。由此，我悟出了文艺批评不仅要及物、及作家作品之物，更要及百姓和民族之物，及天下之物，而且要以仁爱之心去及所及之物。心中无天下，料不会成为大批评家。
才源胆识，气出风骨
清代批评家叶燮在《原诗》中用“才胆识力”四要素来概括诗人的创造力。我以为此四要素更适合来评价或要求一位文艺批评家。我在阎纲老师的评论文字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才胆识力”的光芒四射。
叶燮在《原诗》中对“才胆识力”及其作用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而我认为，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应该略有不同的解释。才，当然是指才能、才华和才情，是出自天赋；胆，则是指魄力、勇气和胸襟，是由先天和后天多种因素合成的；识，是指知识、见识和视野，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此三者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也无论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都无差别。只有“力”，在叶燮那里是“坚”的意思，指经久不衰的力量。对于今天的评论家来说，我认为应该是指“风骨”。
具体对于阎纲老师来说，他的才，来自“胆”和“识”，来自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学习与实践。这一点，我们能够在他的评论文章中真切地感受到，譬如他的文字的简约、凌睿；譬如他将评论文章写得栩栩如生、才情四溢；再譬如他对《白鹿原》和《创业史》这两部伟大作品及其承继和超越关系的颖悟，等等。而他的文章的这种才气和胆气，最终构成了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风骨。这种风骨，正是叶燮所说的“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能言而不敢言”者，正是叶燮所说的“力”。
阎纲老师的这种风骨，应该是一种陕西文人的先天禀赋，可能来自太史公司马迁身受强权残害，却依然发奋著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来自关学大师张载的横渠四句的四为精神；来自另一位关学大师李二曲独自在关中开坛讲学，拼死拒绝天子诏见、入朝为官的精神。
散文血肉，论文骨骼
阅读阎纲老师的评论文章，多次都出现了被诱导的感受。他的开篇会以一种散文的笔法，很生动、很形象地将读者带入到所评作品的情景之中，让你觉得他在与你闲谈，在抒发一种散文式的情致，让你留恋于他对作品的感悟之中，然而你跟着他，走着走着就会踩响一连串他早就埋下的观点的地雷，直至把你炸清醒，炸明白。
这种笔法得益于阎纲老师的散文作家身份。我在来看望阎纲老师前，试图在网上查一下他的近况，结果发现好几家网站对他的介绍都明确说他是作家，没有一家说他是评论家的，都是在最后介绍成就的时候才说他还出版过多部评论集。
散文作家身份决定了他的评论笔法和文风，也决定了他从事文学评论时始终是从自我切身体验出发的。因为只有散文，才将作者自己当作书写的题材。散文的笔法和文风也决定了阎纲老师文学评论强烈的主体性和个性化色彩。
而在这种散文化的丰满血肉背后，却又是作为一个评论家的理性逻辑，是一个躯体所赖以矗立的坚挺的骨骼框架。
以上感悟和感言，绝非仅仅出自对一位九旬前辈的敬重，而是对阎纲老师文学评论的粗浅认知和理性判断。
今年是阎纲老师90大寿，这里，我用一段《老子》中的话表达我的祝福。老子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阎纲老师所以健康长寿，是因为他忘我地爱着别人，爱着这个世界，并且不断地为之阅读着、思想着、书写着、行动着、忙碌着，是因为他超越了自我。而能超越自我者，就应该是古人所说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