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芳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飞过梅园》（北京日报出版社），通过男女主人公陆羽、林梅婷的情感纠葛及二人与他人的关系，对当下国人的中年生态与情态作了精准而又生动的刻画与揭示。
小说男主人公陆羽是某省报业集团下一家子报的编委，年过四十，原本有个大学同学作妻子的稳定家庭，但人入中年，家庭情感危机四伏。女主人公林梅婷是这个省报业集团的副总，长陆羽六岁，有外人羡慕的家庭，但十年单身，虽然才貌及职业成就优秀，单身期间身边不乏优秀男子追求，但情感却始终处于缺失状态。小说围绕着二人的婚外情起笔，中间尽写二人情感的缠绵与无奈、甜美与痛苦，又将之置放在二人所从事的纸媒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下，围绕二人的成长史、情史笔涉缠绕其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人生形态，最终结局则是人人回归原位，用最后一小节的标题，就是“各安天命”。
小说初看或者作者原拟是将人物命运在两条线上展开，一条线是纸媒危机即主人公的事业危机，一条线是主人公的男女情感危机，以此来构成主人公及相关人物的人生状态，也试图以此对社会的揭示与人生的揭示融为一体，但读着读着，就会发现，主人公的事业危机只是作为其男女情感危机的背景，无论是对男女主人公，还是与他们有所交涉的其它人物，其重点无不围绕着各自的男女情感展开。何以如此呢？要而言之，社会的时代性变动与个体生命的实质性变动，其最敏感、最丰富、最前沿、冲突最尖锐的部分，正是个体性的男女情感世界，所以，强调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对象化”中实现的马克思，才会在他的奠基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这种混乱是以男女情爱的混乱作为时代混乱的标志与开端。如是，这样的男女情感描写，又怎能以“私人性”“小世界”视之？
而这样的男女情感危机之所以在人的中年发生，那实在是因为无论男女，中年都是一个危险的年龄阶段。五四先哲曾说过：“本来人生是一贯的，……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在这个当儿要使它不发生乱调，实在是不大容易的事。”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因为不为社会法则、世情所认可因而被世俗认为的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这是因为人在青少年时代，或进取，或变革，是生命法则面向社会法则。及至中年，才在切身实践中，认识到了生命法则理想的脆弱性，认识到了社会法则现实的强大坚硬，终于如孔子所说“四十不惑”而归顺于社会法则。但也有如五四时代所说，四十可以“不不惑”，宁肯在“不不惑”中，在生命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冲突中，以毁灭为代价而坚守自身的个体生命法则。如五四时代名言所说：“四十当杀，寿则多辱”。但无论是归顺还是毁灭，四十都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前面的人生之路正因为中年的涅槃而有了新的可能。所以，五四先哲颇赞同“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才开始……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飞过梅园》的结尾以“各安天命”似乎是对归顺的认同，而这认同正是一代又一代人从青少年到中年的必然归宿。但其在正文的20万字中，却又充满了对甜美与痛苦交融的婚外中年男女情爱的酣畅淋漓的描写，并以此描写表达了生命法则的诉求。过程与结局的张力关系，正是生命法则与社会法则张力关系的具体体现。
说到这里，你不得不佩服这小说对婚外中年男女情爱描写的精准与深刻。譬如小说一开头对陆羽与林梅婷在男女情爱关系上相互试探的描写，譬如小说字里行间中时时流溢着男女主人公在情爱关系上的相互细心体会的各种细节及心理描写，譬如作为中年男女，在对社会法则清晰的理性理解下对对方在婚外男女情爱交往上的宽容与体贴等等。这是成熟男女之间的成熟男女之爱，是经过社会法则限制与洗礼之后的男女之爱。小说跳出了道德的层面与局限，站在生命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张力高度对此进行了审视，并将对此的审视也延续在对陆羽夫妻关系、林梅婷与前夫及与前男友关系以及小说中所涉及到的其它中年男女关系之中，譬如对陆羽离异的亲生父母关系及其与“第三者”关系的描写之中。五四先哲在论述中年时曾说过：“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这话也适用于来评价《飞过梅园》中对中年男女情爱的描写。
细细深究下来，其实，中年男女情爱的复杂、困境等等，都可以在其青少年时代找到原因，或残缺，或单一。前者如陆羽在青少年时代，其父母关系的恶劣，“第三者”对其父母关系的插足及因此的父母亲关系的离异。后者如林梅婷青少年时代的优越生活所形成的她对男女情爱关系的单一、单纯理解。这些都使他们无力应对成年男女情爱生活的丰富与张力。要而言之，现实的困境是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其“因”的。
不仅仅如此，个体性、私人性的情爱困境，又往往可以在时代、社会的构成中找到其“因”，甚至是根本性之“因”，因为人毕竟是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在《飞过梅园》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男女主人公，还是小说中的各色人等，其男女情爱的困境、危机无不与变动中的社会的价值困境、危机密切相关，甚至是其直接作用下的产物。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说：男女情爱的危机与困境，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三观”不同，而在一个社会转型期的“观念”“无名”而不是“共名”的时代，“三观”的动荡，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一个价值观断裂或变革的时代，其最初总是体现于男女情爱生活之中。于中，我们也就可以判定《飞过梅园》表现时代的现实意义了。
但我对这小说也有些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作者视野的不够宽阔影响了作品反映历史的纵深与时代的广阔。就以中年男女情爱生活而言，也不乏中年男女情爱生活健康而又圆满之形态。如梁实秋夫妇、冰心夫妇、杨绛夫妇、林徽因夫妇等等，且能够以这一健康、圆满的中年情爱生活应对外部的动荡生活。如果以这样的情感形态作为参照系来对照《飞过梅园》男女主人公的情爱困境，或许会给读者以更多的启示吧？而这种对照，在小说中的实现原本不难：《飞过梅园》的男女主人公本是有相当文化视野的媒体人，只要在小说中他们的阅读生活中，很自然地穿插进类似前述梁实秋夫妇这样的中年男女情爱生活的故事，就可以达到这样对照效果。而或健康圆满的中年男女情爱生活，或动荡困窘的中年男女情爱生活，无不与他们因出身因社会身份等等而与对社会的面向、要求相关，从而可以在对中年男女情爱生活中，贯注更丰富更具有历史纵深感与现实性的时代内容。《飞过梅园》作者的这一缺点，在其以名将傅作义为主人公的作品《布衣将军》中，也有所体现，从而影响了作品的厚重与深刻。这可能是作者及更多的文学写作者，在自身的不断前行的写作历程中所应该有所思考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