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语言学和文学相比，翻译学一直寄人篱下而空疏简陋，文化意识、社会实践和政治操控虽然一直为翻译学开疆拓土，却与翻译的本质渐行渐远。对翻译本质的追问很像北宋的程颐与老师邵雍吃饭时指着桌子提出的问题：“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处”。长期以来，无论在内部语言转换上如何翻来覆去，在外部影响操控上如何翻云覆雨，由于不问“天地安在甚处”，翻译研究终究成了一场没有地图的旅行。

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这个“安放天地”的基石是“知识”。知识到底是不是翻译的本质特征？是否能够代表翻译的所有普遍存在？是否能够反映翻译的内涵和外延？这又要求我们回答知识的“安放天地”的问题。

长期以来，哲学界对认识论与知识论不做区分，主张认识论就是知识论。实际上，认识是客观世界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的精神过程，而知识是认识的客观结果，正如《礼记·大学》所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是以，知识翻译学秉持客观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知识就是人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与经验，构成人的生存需要与生活积累的意识化、符号化和结构化的信息工具。“知识既可看成一种产品，也可看成是一个过程，在任何时刻，都有知识存量，在任何时间段内，都有知识流量”。“从本质上讲，知识始终是人对对象的经验化知识，因而无论它怎样客观也最终是主观的；反过来看，无论它如何主观也必然是来源于客观存在和事实”。

知识作为客观存在，过去是浩瀚书海，现在是云端指尖。知识无处不在，我们生活在知识的社会，过着知识的生活。过去知识以出版的静态存在，现在以网络的动态流动。关于知识的类型，有培根、波普尔、波兰尼等经典分类，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关于物、事和人的知识，也就是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三种类型。“对自然世界描述的知识是自然科学，对社会秩序构建的知识是社会科学，对人类命运管理的知识是人文科学”。

“知识既是翻译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译存在的目的；知识既是翻译的理论，又是翻译的方法。古今中外，没有不是知识的翻译实践和行为，人类翻译史就是知识翻译史，惟有知识是一切翻译行为中的每个元素都受其驱动的最基本的原动力”。“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自然科学因为标准化而呈现普遍性，是事实知识和逻辑知识，决定了自然科学知识的翻译是“来料加工”，接受科学标准的约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包括哲学、语言、历史、民族、文化、文学、社会、国家、经济、法律等复杂现象和元素，以解决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问题为目标，涉及认识、评价、改变等经验、价值功能，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翻译是“知识重构”，可以反思、批判、阐释和建构。

知识翻译学对翻译的定义反映了翻译的知识建构本质，涵盖了知识的翻译与翻译的知识等所有的翻译存在，也第一次完成了翻译对象的科学谱系分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学科知识翻译类型，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和格局。知识翻译学从知识的理解、迁移、传播出发，致力于语言转换、话语塑造、知识建构三个层面或领域的关系研究，不但使翻译成为世界知识生产的重要工具，也为各个学科的知识积累、转化提供理论与方法。

“乔尔丹诺·布鲁诺用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抒情笔调写下了下面的句子：从翻译中生发了所有的科学”。我们也可以戏仿一下说：从知识中生发了所有的翻译。翻译对于知识的生产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使知识生生不息，但翻译不是原文的影子，而是原文的翅膀，使知识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