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打满算我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刚好十年。201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做记者和编辑，因为学的是英语和翻译专业，所以在国际部做学术资讯报道的采写工作。一年后，开始负责国际月刊天下版的编辑工作，采写和编辑一起做，涉及领域侧重国际关系，但也夹杂个人的偏好，约一些人文学科的稿子。当时我在城里租房，周五回家，周日再坐一趟9字头的公交进城，下车的站台就在《北京文学》杂志社前面不远，那站是终点站，也是我进城的第一站。2014年夏，我便去了《北京文学》上班，做文学编辑，2016年开始写作。我既是编辑，也是个在途的写作者，编与写总是无缝衔接。
提及写作，总归是离不开阅读的，这就如同写字前要蘸墨舔笔，是关键前提。阅读看什么？看字的锤炼，看词的拣选，看音律的跌宕之美和意象的奇谲之姿，我认为字字珠玑，生来如此，这种天然宿命般的认同感类似脐带和婴孩。除了看这些，我还爱看书里的人情厚道。《史记》里，我最喜欢的几篇是《赵世家》《魏公子列传》《刺客列传》，分别对应程婴“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侯嬴“北乡自刭，以送公子”，荆轲“得约契以报太子”的故事。“奔义”是这几个故事的共同主题，“义”这个字好像是中华文化特有的，为了断然的信念，为了既定的承诺，以身犯险，舍生取义，整个过程指向了一种彻底的纯粹。还有《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智真长老道，“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又言，“吾弟子记取其言，休忘了本来面目。”鲁智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他既不像武松一样因为受了金眼彪施恩的恩惠才去醉打蒋门神，也不像宋江因为他“及时雨”的名号而仗义疏财，他只是单纯地因为“看不惯”，就可以帮助萍水相逢的金翠莲和刘小姐，就可以深入虎穴去救助豹子头林冲和九纹龙史进。他行侠仗义的时候既没有私心杂念也不去考虑后果，完全就是本能，是为另一种纯粹。纯粹，是文学的底色。文学能在某个瞬间定格，放大人身上的“纯粹性”，而我们在漫长的阅读之中，总归会遇到一个契合审美，符合向善之心，又弥补稀缺品格的人物出现。
在我的经验里，曾经有一段时间写作就是记忆钩沉，那些记忆早就经过时间的发酵失真变形，像是动物反刍一样，当我再回忆起它们时，那些让我有书写冲动的记忆一定衔接勾连着我某种最本质的情结。2018年，我写了一篇叫《女人四重奏》的小说，发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上，讲了四个相持相助又各揣秘密的老闺蜜。小说里面有一部分写的是我早年在城里租房，房东阿姨和我的一些交往片段，她80多岁了，每天捯饬得特开心，老伴之前是派出所的领导，不在了，儿子早就成家，两室一厅就她一个人，她租房和其他人租房还不一样，她把房子租出去的同时，她也住在里头，就等于我要是租下房子，还有一半的功能是和她就伴。好在她性格特刚，我俩话并不多，她每天都沉浸在她的小世界里，基本上我俩唯一的交流就是隔三岔五她让我出去给她捎条烟。我俩就这样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年多。距离从她房子里搬出去将近十年，不知她是否还住在月坛北街，也不知她和她儿子的关系是否缓和，我时常想起她，不自觉地想以她为原型写些什么，这就是人和人交往过从甚密之后，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她有血有肉、有名有姓，一直记在脑子里，念在心里，更想存于笔下。
又过了一段时间，写作成了我个人的脚注，是时间的延展，日头的积累，或者说，写作成了我活着的照见。我生长在燕山石化，那是北京的西南郊区，行政上属于房山，整个石化区以厂区为核心，一点点辐射出家属楼、医院、学校，后来又有了快餐店、超市、电影院，现代生活像是一层层稚嫩的新肉，包裹着坚韧的骨头。远郊给了我乡土生活的大环境，石化区又让我见识到工业文明的魅力，在这里火炬比太阳重要，机器的轰鸣是恒定的呼吸声。2019年，我写了一篇叫《鲣》的小说，发表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主题为“寻找”，空间意义和精神世界的双层寻找，写了“80后”对于“现代”的顺应与逃遁，对于旧时光的迷恋与追溯。其中涉及石化区的命运，相熟的邻居们大多都搬走，街道清净，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繁荣无法相比，虽然我也搬家离开了石化区，但听闻这种变化还是有点伤心，我想把这种失落的情感寄托于小说中。小说还写了我和发小从情同手足到形同陌路。小说涉及我们这代人的一些选择，比如出国留学、做代购以及我们在丰富的物质生活面前如何控制欲望，比如人到中年精神上的疲倦、内耗和失序。
后来我开始思考，不再局限于私人情感的表达。2020年年底我写了一篇小说《金花》，发表在《中国作家》，关注的是月嫂这个群体，我因为要照顾小孩请过一个阿姨帮忙，她来自河南农村，儿女都留在老家，她负责北上打工赚钱，我以为她的目标一定是赚够了钱把孩子接过来，但她说等钱够了她就回去，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回驻马店，这当然有一部分是房价的原因，但多年北上的生活并未让她对北京这座城市有太多留恋。作为一个20余年的城市体验者，她对于城市经验依然保有警惕且怀疑，反倒是对乡土文明昂然自信。人口流动中涉及“心灵安置”的问题，“费孝通讲中国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流动而不乱，是因为‘人人心里有个家’”。我家月嫂对于家的理解又何尝不是呢？北上广固然好，但驻马店远比北上广更接近她心目中对“家”的定义，那里才是她的精神原乡。
时代在变化，传统和新变总是辩证依存，对于传统的模仿和致敬是我写作以来的主要功课，争取在致敬传统中开掘出一点新意。现在的写作环境非常好，因为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利用，比如公开课、直播、论文库，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基本上想获取任何方面的知识都是可以的，主要的阻碍是时间问题、自我局限，还有如何对抗惰性。社会学的很多课题都内具现实意义，比如中国的税制改革、城市化进程、资本下乡，比如农村的产业发展、农民“内外有别”的行动伦理等等，为书写小说提供了大量扎根生活、落地有声的资源，解释着当下的中国。
随着思想上的一点点转变，再加上利用新媒体时代的各种资源，我写作的方向开始由个人经历转向更为开放的空间。2021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劝人方》，后来发表在《中国作家》，关注的是短视频时代中的曲艺人，探讨了传统曲艺和新技术角力与共存的问题。相声这门艺术看似没门槛，其实门槛在门里，门打开后有一万节台阶等着，每一节台阶怎么上，它伴随着巨大的孤独感，这篇小说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个。小说涉及了很多行话，江湖上称为“春点”，还有一些曲艺行业内的规矩，以及直播平台的打赏谢榜等等，写作过程转化为拓荒勘探未知领域，说实话更像是以前做记者时的状态，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搜集资料和采访，写完之后的成就感也是成倍的。
写作6年，截至目前我一共完成了18个短篇，其中的13篇集结成了一本集子，取名《共生的骨头》，模糊地想表达“写作是我身上的一根肋骨，它与我共同生长”的意思，后来这本小说集有幸入选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我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因为很多师友们的鼓励，更因为我无法甘心一些人和事只在我一个人的心里活着，我希望自己有能力把他们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看见。文字就是有这样的超能力，安排人和人相遇。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写作的年头不长，要说其中的收获，我想最大的就是我对人和人之间的情分更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