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是一份很特别的文学刊物，它专门发表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汉族作家作品一般很难上这份刊物。但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主要是发表各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作品，或者也有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写作的作品然后翻译成汉语文本再在刊物上发表。我特别在意这一个特别之处，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提示我们，汉语的锤炼是众多民族共同完成的。语言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锤炼的，经过反复锤炼的语言才经久耐用。而文学对语言的锤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文学》这份文学刊物的存在，也就是为众多少数民族作家参与汉语的锤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语言交融的特点。汉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湖，它汇集了四面八方的河流，每一条河流都代表着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点。说到底，汉语这个大湖不是属于汉族一个民族的，它是众多民族的集合体。这两年我参加了《民族文学》支持的青稞文学奖的评奖工作，认真阅读了《民族文学》发表的一些优秀作品。我从这些作品中发现，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写作中融入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民族性格特征，给汉语叙述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比如藏族作家吉米平阶的《团年》是写一个普通的藏族人家在过年那几天的经历。小说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作者的叙述非常贴切地体现出藏族人民友善、平和、慈爱、体贴的普遍性格。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萝的《长风吹过黄叶岭》写乡村脱贫，写到的几对彝族男女的相互帮衬完全是建立在彝族的伦理习俗之上的，让我们读起来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总之，读《民族文学》常常会给我带来一种新鲜感，众多少数民族作家的确给汉语写作提供了许多新的因素。《民族文学》以它的实绩充分证明了，汉语不仅是汉族的语言，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语言，它要靠各民族的作家们共同努力来锤炼、来建设，让它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最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语言。

中国当代文学是各民族相互融合的文学。以维吾尔族文化为例，很多汉族作家就从维吾尔族文化中吸取了营养。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他学会了维吾尔语，王蒙说：“一讲维吾尔语，我就神采飞扬，春风得意，生动活泼，诙谐机敏。”这既是维吾尔语的特点，是维吾尔民族的文化性格，也转化成了王蒙的文学风格。我觉得，王蒙文学世界中的深邃的哲理、睿智的幽默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都是与维吾尔民族文化有关的。受到新疆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作家还有20世纪50年代的闻捷，以及新时期以后的红柯、刘亮程、董立勃、李娟等作家。这几位汉族作家，在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较时，其风格化特征都是非常鲜明突出的。我以为，他们的风格化特征都与他们的新疆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红柯，红柯的写作几乎都是以浪漫主义的意象作为核心的。《西去的骑手》中的马、《大河》中的熊、《乌尔禾》中的羊，以及《生命树》中的树，都是天山神秘地域播撒在红柯头脑里的浪漫主义精灵。

在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大环境中，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影响如春风拂面一般地悄无声息，如春雨滋润大地一般潜移默化。我小时候最喜欢看阿凡提的故事，这其实也就是我从小时候起就受到了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后来我读到了维吾尔族作家买买提明·吾守尔的作品，就觉得阿凡提的性格也就是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的风格。或者说，买买提明·吾守尔就是那位聪明机智的阿凡提。买买提明·吾守尔是用维吾尔语写作的作家，他从1965年起就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已出版了多本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他在维吾尔族读者中非常有影响。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位作家，只有当他的作品翻译成汉语后，我读到了才被他深深打动。有人说买买提明·吾守尔的小说是黑色幽默小说，的确，他的小说充满了幽默，但并不黑色。我觉得与其说他的小说是“黑色幽默”，还不如说是“金色幽默”。所谓“金色幽默”，是以一种乐观和豁达的态度去处理生活的荒诞，以一种充满自信的语调去批判和责难社会的丑恶。

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是直接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他们的作品更具有本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比如我最近在《民族文学》上读到的《牧羊人次松次仁》，就是藏族作家拉先加用藏语写作后由翻译家增宝当周翻译过来的。这样一个短篇，把藏族人的纯真的世界观表现得特别传神。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加强翻译的力度，让更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能够充分融入到当代文学之中。这个工作《民族文学》当仁不让。但这个工作很艰巨，而且要花很多的钱，所以我想给中国作协提一个建议，能否为《民族文学》创造更多条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使他们进一步成为翻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