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季出生于1922年，那是新诗刚刚诞生的年代，此后，他的一生始终与新诗的发展相伴。毫无疑问，新诗的诞生是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剧烈冲撞，无论情感内涵还是外部形态，新诗与古典诗歌都有明显差异，但是民族的心理定式、诗歌文化的固有传统、积淀在中国历代诗人意识与潜意识中的诗歌审美观念的共性成分，使新诗不可能完全摆脱古典诗歌传统。百年来新诗在西方文化影响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冲撞与纠缠中，艰难地行进着。李季就代表了新诗创作中主动向民族文化衔接的倾向，他是新诗民族化的杰出探索者。他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于1946年发表后，得到解放区军民的喜爱，后来又流传到国统区，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好评，被誉为“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过分”（茅盾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经典，《王贵与李香香》在新诗发展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这里仅就李季在《王贵与李香香》中对新诗民族化所做的探索，做一简要的评述。

新诗的民族化，既有内容方面的问题，又有形式方面的问题。从内容方面说，一首诗是否有鲜明的民族性，要看它有没有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包括民族的心理、感情和伦理道德观念。《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诗歌民族化的探索要基于诗人对民族传统的热爱、尊重与认同。李季出生于河南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受到家乡的民间文化熏陶，童年农村文化生活的鲜活记忆，民间艺术的浸润与滋养，正是他选择诗歌民族化道路行进的内在依据。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季参加革命。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1942年冬至1947年，在陕北三边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县政府秘书和地方报编辑。尽管他没有亲自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但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使他明确了文艺工作者必须扎根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语言习惯与他们喜欢的文艺形式。这使得他对诗歌民族化的探索更为主动与自觉。诗歌民族化的探索，与诗人对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的了解，对他们的文化诉求的熟悉程度有密切关系。出生在农村的李季对家乡的人民本就怀有深切的感情，参加革命后的经历，使他对农村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通过一对农村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生动地反映了陕北“三边”地区农民闹革命的壮烈景象，表现了革命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从形式方面说，新诗的民族化，就是要在突破古典诗歌拘囿，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古典诗歌又不同于西方诗歌、既继承民族传统又适当吸收西方诗学合理内涵的全新的现代诗。这最终要通过构建新的诗歌语言而实现。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当时流行的书面化的、带有翻译体味道的新诗语言之外，找到了一种来自民间、又经过提升的自然清新的诗歌语言，从而对新诗的形式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陕北民歌信天游一般为双句一小节，上句起兴，下句点题，节奏鲜明，语调高亢，粗犷奔放，唱起来回肠荡气，扣人心弦。李季在写作《王贵与李香香》的时候，保持了信天游两句一节的建行，保留并丰富了信天游的比兴手法，前句为起兴或比喻，后句点明意思，在形象的感受中融入了丰富的内涵。诗人对信天游的运用，并没有停留在形式的模仿上，而是根据表达广阔的时代内容的需要，借鉴诗歌述学的理论，对信天游予以改造与提高，这尤其表现在叙述方式的巧妙安排与宏伟结构的精心设计上。诗歌叙述的基本方式为时间叙述与空间叙述。时间叙述便于展示故事的线性发展与因果关系，空间叙述则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展开的共时性叙述，适宜于具体的场景描写或特写镜头的截取。《王贵与李香香》的艺术形式，来自于信天游，但经过了改造与提高，它将鲜明的时代色彩、深厚的革命内涵和质朴的民歌形式融为一体。如今《王贵与李香香》作为新诗经典，已矗立在文学史上。李季通过在《王贵与李香香》写作过程中对新诗民族化的探索与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