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婉霓：首先祝贺您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为了完成30万字的《国家温度》和35万字的《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这两部大作，年过七旬的您一年半没回家，先后跑了陕西、新疆、贵州、上海和黑龙江的许多地方，真是令人敬佩。您能和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在这场全国脱贫攻坚战中的创作体会吗？

蒋 巍：你用“大作”这个词真是恰如其分（笑），不过这个“大”不属于我，而属于这个气象万千、磅礴奋进的新时代，属于所有的奋斗者。历史进程再伟大宏阔，也是靠人推的。写扶贫故事，就得翻山越岭、进村入寨，坐在田间地头跟乡亲们聊大天。在新疆，我曾遇到一位维吾尔族乡长，叫艾江什么，名字一大串，扶贫工作做得特别好。我说你的名字不好记，干脆改名叫艾江山吧！周围的老百姓都笑了，热烈鼓掌。

许婉霓：您在报告文学写作上总是保持着蓬勃激情，文采飞扬，您是怎么走上报告文学创作道路的？您最初是专攻诗歌的，为何后来又选择了报告文学这个领域？

蒋 巍：我是在北大荒时开始写诗的。那时从哈尔滨的小家一下进入广阔的天地，目光和心胸顿然开阔了许多。尤其当了兵团战士，不过扛的枪是木头的，出了食堂就能看到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大地和农庄，家国情怀油然而生。回城后当了记者。改革开放后，我忽然发现，诗这种形式已经装不下我遇到的种种杰出人物了，于是改写报告文学，结果连获第二、三、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奋斗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

许婉霓：好的报告文学离不开大量生动、感人的细节。您的作品中，细节总是令人印象深刻，您是如何抓住并呈现这些细节的？

蒋 巍：所有这些故事细节都不是我想象和瞎编的，而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这就是我酷爱报告文学的原因。正如歌德所说，“生活是上帝的作坊。”它远比所有作家都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新疆采访时，一位70多岁的老兵已经糊涂了，老婆、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了，但只要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会立即站起来敬个军礼，吼着嗓子大声说：“我是四十七团三营二连战士李为东！”这辈子他就记住这句话了。坐在一旁的维吾尔族老伴说：“我每天看着他，不让他出门，可他还是像老鼠一样，天天溜出去找活干。”类似的老兵故事很多很多，让我一次次深受感动、震撼，写作的冲动和激情便油然而生。新疆兵团曾搞过一次大型露天演出，我为他们写了一首歌颂十万老兵的诗，其中有几行是这样的：

我登上昆仑峰，再没下来过；

我走进大戈壁，再没出来过；

我举起砍土镘，再没放下过；

我种下一棵树，再没离开过。

一生一世，死也不占一块绿地；

墓碑上的姓名和籍贯，永远向东！

当时全场掌声如潮，很多老兵泪流满面，连两位朗诵家都哭了。我为什么能写得如此动情？因为我去调查过，我也是含着眼泪写的。

许婉霓：有人说，报告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为历史作传的。在长年的报告文学写作中，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又是如何处理时代和人物的关系的？

蒋 巍：文学界常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就成了好人好事表扬稿、黑板报了。写人写事，你必须把他放在大时代的地平线上加以考察，做出具有宏观意义的价值判断，这样才有广泛的公共性和可读性。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采写了哈尔滨林机厂上任两年的厂长邵奇惠，他毕业于哈工大，通过改革使一个濒临倒闭的老厂起死回生。如果只写他的事迹，那就是个人化的表扬稿了，但我在文中得出一个结论：以邵奇惠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标志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将从此走上科学的轨道。可以说，我的判断是敏锐的，预言是准确的。此文名为《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由《人民文学》1983年11期头条刊发，后来获了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当然，我也常写时代中的平凡人物。比如我写过佳木斯市一位长驻农村地区20多年的普通警察王江，文名就叫《王江的意义》。那片管区很大，有山有水有平原。当地警室就王江一个人，那也是他的家，他外出办事，妻子就在家帮他接群众来的求助电话。此文在《光明日报》刊发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王江则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这就是作家的贡献，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我看来，深入基层，用心用情写这些人物，不需要动员，甚至也不需要觉悟。唯有感动，在激励我不断发现、不断出发。妻子说我“虽为老骥，并不伏枥，天天在上空飞来飞去”，虽然辛苦，热血却总在沸腾，内心也总是充实的，精神是昂扬的。

许婉霓：您的报告文学新作《光芒中的光芒——中国激光探秘》近日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新作涉及复杂深奥的前沿科学领域，想必面对复杂的科学知识，创作并不容易，您是怎样面对这样的挑战的？

蒋 巍：《光芒中的光芒——中国激光探秘》写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第一束激光就是那里的科学家创造出来的，比美国晚了不到一年，比苏联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提前了许多。现今，中国的激光已经进入太空，登上月球，深入大洋，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可以说，激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为采写本书素材，我拖着重重的行李箱，从贵阳飞到上海，到地处嘉定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深入生活，手腕因此受了伤，疼了一年多。为减少对方的麻烦，我自费住进附近的旅店。其间，我采访了很多老中青科学家，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和实验室，当然有些让看，有些不让看，严格保密。同时我阅读了很多相关科学著述，“恶补”了大量知识，几乎可以给学生讲激光史了。

许婉霓：您在报告文学界奋斗了半个世纪，至今不知疲倦，还在继续创作。您的动力是什么？

蒋 巍：伟大的时代必然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作家不应该是旁观者，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小宇宙”。一滴水融入大海，才会有足够的深度和广阔的蔚蓝。我以为，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作家的使命就是不让英雄寂寞前行，而应与英雄奋然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