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我硕士毕业，成为一名编辑。对我来说，这是多重偶然因素叠加的结果，是因为在某个十字路口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但又似乎是一种必然，是来自命运的感召。我的母亲也曾经从事编辑工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她编散文，然后是小说，家里总是看见一沓沓稿纸。她责编的作品里，有汪曾祺的散文，也有改编成经典电影的短篇小说。因此在我成为编辑后，母亲时常想要在业务上对我进行指导，有时候感慨，做了编辑，容易眼高手低，对自己写的东西看不上，也就更不爱写了。我却不以为意，全身心地投入与文字打交道的快乐，以及它所带来的挑战。真正静下心来细想，回望这段时光，我得到了些什么呢？年终总结之外的部分，我想，是认识了很多很多妙人儿吧。

起初，我以为做编辑就是面对文字，可以尽量减少跟人打交道，很符合我的“社恐”属性。然而我的认识是错的。我们不仅要和作者打交道，还要和原创刊物、出版社以及同为选刊类的编辑同行们打交道，还要和热心读者们打交道，几年下来，微信通讯录早已破千。我也没有及时备注的好习惯，有时候打开通讯录找人，经常找着找着就陷入灵魂之问。“这是谁？”“你是谁？”“我是谁？”

保持疑问和警惕之心是一个好习惯，但我没想到在通知作者的时候会发生这种误会。有一次，我们选载了“90后”作家小托夫的短篇《去的时候父拉子，回来的时候子拉父》，从原刊责编处要到了小托夫的手机号。当时我还不习惯加作者微信，多数时候尽可能短信联系，给他发信息通知作品被选用了，需要他提供账号信息以便发放稿酬。我并未意识到这条消息有什么可疑之处，直到第二天下午他回复我，说收到短信时他还以为是骗子所以并未理睬，看到公众号推送了目录才发现是真事儿。后来小托夫来北京上鲁院的高研班，见到真人，清秀腼腆的白衣少年，一副毫不设防的乖模样，完全不像他的小伙伴郑在欢。是呢，说到托夫似乎就不能放过欢欢。认识欢欢的时候他已经红了，不仅仅是在文学界受到关注，而是时常出现在传媒圈，在一些深度报道和访谈里，他的经历同样引人注目。欢欢的小说和他本人也很一致，你看他眼珠一转，还以为他有180个心眼子，然而真正走进文本，天赋漫溢，字字句句皆是真诚炽热。谁能不爱欢欢呢？反正我是爱了。

其实我平等地爱我的每一位作者，但我对班宇的热爱差不多是人尽皆知的事了。我对班宇的爱，生发于第一次加他微信时，看到他在朋友圈里赞美某个餐厅的菜品。具体菜名我早忘了，那个餐厅我至今也没去，但他与美食邂逅时的灵光四射太过耀眼，我被深深震撼，从此一发不可自拔。我们这种相声型选手，总是情到深处变谐星，情到深处必逗哏，但我和班老师的相处模式略有偏差，我俩是情到深处报菜名。固定交流的话题不是“最近写了啥”“最近选了啥”而是“最近吃了啥”，然后开始互相美食轰炸。这就是我们的友情，几乎就是“云”饭搭子。当然，我最初喜欢上班宇的小说，是在《芒种》读到的《去五里河》（收录在《冬泳》时改回原名《肃杀》）。当时我在网上搜索他的信息，由于他在期刊发表的作品还很少，我有些失落。“多写一点就好了！”我想。紧接着就读到发表在《作家》的《山脉》和发表在《收获》的《逍遥游》。两个极端的文本对照着读，使我对评述他的文本产生了敬畏之心。“还有谁能比他自己解构得更痛快淋漓呢？”

这几年关于班宇的创作，评论文章越来越多，特别是“东北文艺复兴”的概念出来、我们推出“铁西三剑客”之后，起初我每读到一篇都发给他，后来也有了惰性，独自学习就罢。我将勇举“东北文艺复兴”大旗的黄平老师视作遥远的知音，但黄平老师也不是独自美丽。巨鹿路的吴越，美丽的吴越，从容不迫的吴越，盖娅一般温柔而又磅礴的吴越，对我来说才是命之星一般的存在。但凡我收到读来觉得好，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作品，都会附上一句“和吴越讨论过”。原创刊物的编辑对作品的深度参与，是我非常羡慕也非常想学习的。除了编辑工作，吴越自己也写作，《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一部看起来很不像出自文学编辑手笔的长篇纪实。我们聊天的频率并没有高于业务方面的沟通，交流关于作品的感受时，也往往言简意赅。但她写的《逍遥游》责编手记不知道有多动人！“她最终在夜海中接纳了一切的自私，一切的愚蠢，一切的蒙昧，一切未完成的爱与善。光亮从这里析出，生命向庄子的语词所指引的境界扶摇而上。”这些都是很多人穷尽一生也无法参透的课题，而在《逍遥游》中，苦难升华为光亮，照拂我们这些还困囿在低阶欲望中的人。我想起史铁生，也想起晓明老师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文学是弱者的伟业”。《逍遥游》的主人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走完了她的人生逆旅，但小说使她扶摇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我心目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了。

张惠雯也是我和吴越共同热爱的一位作者。结识惠雯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她的评论，成为她的责编之后，我们常在时差的间隙中聊天，特别是在2020年，那个充满戏剧性的冬天。我们什么都聊，但几乎不聊她的作品。我似乎从未向她表达我对她的热爱，那么不妨借机重申。我曾一度讶异于张惠雯小说题材的跨度之大，从唯美感伤的乡土叙事、荒诞气质的寓言小说到退守日常生活的南方故事，以及新近发表的“县城美人”系列。然而细细读来，题材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她小说的内在气韵，她始终保持着平滑细腻的语言，耐心地编织故事铺展情节，呈现出一种数学的精确的美感，这使我想起鹦鹉螺，与它暗含着斐波拉契数列的优美螺旋。我不敢妄言她的小说具有无限接近黄金分割数的美感，但鹦鹉螺确实从另一层面上印证了我的阅读感受。如同鹦鹉螺一般，惠雯的小说拥有精致却不失生活厚度的质感，住室与气室的区隔印证写作者主体与写作对象的区隔，腔室之间的区隔与贯通也契合着其故事之间的区隔与贯通，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比“浮沉”“移动”更适合形容与理解惠雯小说的转变。题材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风格的转变，在保持语言风格与结构能力的同时，她将每一篇小说每一个人物都安放在流转着珍珠光泽的气室中。

也是因为惠雯，我想到洛尔迦的这句诗，“他们带给我一个海螺”并引之为标题。我的作者们、同行们、读者们、师友们，我无法一一拜谢的，他们都曾带给我海螺，我从中听见宇宙的声音。我于朦胧中聆听到的命运的感召由那些遥远的切近的轻柔的狂躁的喑哑的铿锵的音色凝聚而成。

我想起一个曾经送给我两只鹦鹉螺壳的姑娘小宫池，她此刻在天涯的那一边。

我又想起2013年在拉萨，曾听说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突然决心成为一名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