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好笑，我最初的写作动机竟来源于练字。那是大学二年级寒假，近20岁的我字写得很烂。我爷爷劝我每天抄写三五页唐诗、宋词，让我坚持两个月，说不仅字会练好，古文功底也会随之加深。一开始，我很认真地一笔一画抄“朝辞白帝彩云间”“只缘身在此山中”，抄了没几天就失去耐性。继而突发奇想，反正目的是练字，那与其抄写这些童年就能默背的诗句，还不如自己试着写点什么。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也就一个来月，我就写完了以自己及高中三年身边好友为原型的处女作《小染》。
小说写完，我依然没练得一手好字，这让我十分沮丧，就把那一沓手稿塞进抽屉，也没有当一回事。几个月后的一天午后，我在篮球场打球，电话响起，一个陌生号码。接通后对方用我熟悉的太原口音问，你是不是吕魁？我说是。他说，我是山西《黄河》杂志的主编，我叫张发，你的小说《小染》通过了我们杂志的终审，拟刊登在2005年第3期，你有没有意见？我连这是怎么一回事都不清楚，哪会有什么意见？我支支吾吾，说了些笨拙的感谢话语，在紧张和茫然中挂了电话。
事后我才得知，原来是我那青年时代曾有过作家梦的父亲，收拾屋子打扫卫生时，偶然间发现了我的手稿，读完后觉得我写得还可以，就雇了一位打字员，利用休息时间将我的小说打印成册，没告诉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悄悄地托朋友给了本地作协的一位老师，请她批评指正。正巧，这位老师要去太原参加省作协会议，她带了拙作在火车上看。或许她觉得这个年轻人写得还算可以，就在会后将我的稿子推荐给了张发老师，于是就有了我接到的那个电话。
《黄河》杂志提携新人不遗余力，不仅将我的处女作在头条刊发，还配了篇鲁顺民老师近4000字的评论。那之后，我不时能收到素未谋面的张发老师的短信、电话，他总是说年轻无畏，不要怕写不好，劝我广泛阅读，勤观察、多练笔。
在张老师的鼓励下，2005至2006年，我接连写了两个中篇《没有青春的青春》《爱情一种》。写完后不知天高地厚，在校内报刊亭买了本当期的《十月》，抄下投稿邮箱，将两篇拙作打包投稿。一晃三个多月，忙于准备英语六级考试的我都忘了这回事。某天下午，我在课堂上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下课后回复过去，对方说他是《十月》杂志的编辑宁肯，还说我投稿的两篇小说写得不错，问我什么时候有空来趟编辑部，就小说的一些修改意见与我商榷。
我趁第二天早上没课去了《十月》杂志社，宁肯老师在他那并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宁老师就像个尽责的语文教师，拿着我的小说打印稿，用红笔把文中的错字、病句，以及存疑的地方逐一标出，和颜悦色地教我该如何修改。那个早上，宁老师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他不仅让我学会如何修改、打磨作品，更让我懂得了一个写作者该如何尊重、敬畏文字。那两篇小说我修改了数次，可以说是几易其稿，终获宁老师的点头。一个月后，我的第二、第三篇作品在《十月》2006年第5期的小说新干线栏目刊登。宁老师在责编印象中写道：“吕魁的小说不是那种姿态鲜明冲在最前面的年轻人作品，但是他的‘恰如其分’令我欣赏，让我看到他的文学之根扎得诚实，看到文学传统薪火相传。”直至今日，宁老师对我的这番评语仍是让我坚持写作的莫大动力。
2012年，我研究生毕业，在北京某中直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成为一名宣传干事。因工作原因，那几年我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呈几何倍数增长。我记得江西赣南革命老区，比我还小三岁的大学生驻村干部，说起村里百姓靠种植脐橙脱贫致富时坚定的眼神；我记得山西芮城县深山里的孩子们，尽管他们没条件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同龄孩子那样，与发音纯正的外教练习英语口语，在科技感十足的iPad上人机互动，学习少儿编程，但山区幼儿园的老师们通过和家长的互动参与，收集了大量来自真实生活和自然中的素材，包括常见的扑克牌、酸奶盒、扣子，还有枣核、芝麻秆、汽油桶，老师们利用这些简单的生活化的道具，让孩子们主动探索世界，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了解生活本身的样子；我更记得贵州中国天眼带给我的视觉震撼，身处港珠澳大桥上的心旷神怡……这些素材虽尚未被我写成文学作品，但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对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那些扎根在基层的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有了更深层的认知了解，我相信早晚我会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出来。
我想每个热爱文学的创作者，都会经历一阵厌倦期，写不出好的东西，干脆找一堆借口不去写。也不是没试着写过，可好多篇小说都是开了个头，就搁在电脑的文件夹中，自我找着工作繁忙、生活压力大等借口，静不下心写作。2015年秋天，我给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作家张楚、杨遥、王凯等兄长接风。饭桌上，酒过三巡，张楚兄很严肃地问我，为何好几年没有见你再发表作品了？我没有正视他的眼睛，毕竟我已有近三年没有写出新作了，只好敷衍说，还不是因为工作太忙，琐事太多了，没有时间再去写东西了。我话音未落，张楚兄很不高兴，重重地拍了下我的肩膀说，你这个理由找得真的很烂，我看你就是偷懒，整天净想着玩儿，不再坚持写作了。我刚想张口，张楚兄不容我辩解说：你要说你琐事多，我在基层税务机关工作，要处理个人以及中小企业各种税务问题，一天到晚有汇总不完的材料和数据，可我还是会见缝插针，利用休息时间写小说；你要说你工作忙，没时间，你杨遥哥在某贫困县扶贫，你王凯哥是西北某部队的文职干部，他俩哪一个工作性质不比你忙，要处理的事务不比你繁杂，可他俩每年都坚持写作近10万字的作品。所以说，你不要给自己偷懒找借口。
张楚哥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我创作路上的“助推器”，那次聚会过后没多久，我就静下心，重新出发，写起新的故事。2016至2018年，两年间我发表了《我略知她一二》《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三篇小说，以及若干篇随笔、散文。2019年年初，我结束北漂生活，回到家乡山西运城创业。我离开时，家乡还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北方小城，待我再度归来，老家运城发展迅速，已成为山西一座国内三线城市。回到家乡后，我看到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看不到的景色，听到了普通年轻人为了美好生活，积极向上，努力生活，或艰苦、或喜悦的故事。这三年我个人经历了至亲及老友的相继离世，也品尝到创业的酸甜苦辣。我以一年一篇的频率，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王娜娜女士出门远行》《微醺时各怀心事》《总有人路口先走》等中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业余时间，我还坚持给家乡的小学生义务教授作文课、阅读课，尽可能给更多的孩子种下爱读书、爱写作的种子。
下一个十年，我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遇到哪些人，对生活中哪些事情感兴趣，继而有创作的冲动写出来，我暂且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我确定，那就是我写得再少，写得再慢，我也会像蜗牛爬坡、蚂蚁上树般定好方向，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我会持续不断地把触动自己的、有意义的故事像文火炖鸡汤那样，一篇一篇地写出来，写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