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电影国庆档，相比以往的国庆档、春节档的热闹表现，在类型片和大制作方面稍显寂寞,整体票房也不算突出。但就票房表现力来说，电影《万里归途》一骑绝尘，占据了档期总票房的七成有余，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综合来看，《万里归途》以其精心安排的叙事空间、对困境的思辨把握、立体化的象征维度，指向了中国人情感结构的当下处境与未来方向。
首先，时空坐标的重新定位拉开了全新的叙事空间。电影《万里归途》有着属于中国人情感维度的叙事侧重，电影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普通人的困境，是身处全球化及逆势的结构性动荡中，更为普遍的个体安危的困境。而以绝大多数观众并不熟悉的撤侨事件为载体，将时间和空间打开，是《万里归途》巧妙的起笔。
故事展开在虚构国家努米比亚的战乱之中，这个以2011年利比亚为原型的国家，在经济合作和援建上高度依赖中国，其政府本身又处在自身冲突和多重国际势力的夹缝之中，中国外交、中国企业承担着高度的风险。其中，无论是外交官，还是企业负责人和企业员工，非确定性的空间和环境所带来的灾难是极端的和不可控的，也考验着每一个人的选择。
这其中，每一重遭遇都措手不及:使馆文官章宁突如其来的死，初出茅庐的外交部新人成朗因冒失带来的后果，一开始就急于离开的外交部文官宗大伟一次次身陷绝境……如何在极端情况发生之时，能对更多的生命负责和 “兜底”，绝非轻而易举之事，需要每一个身处危难的精神性的个体与绝对负责的制度性的集体，共同呈现出一种合力。也只有当时空的维度被拉开，精神的荡气回肠和安全的来之不易才能被看见。《万里归途》将背景置放于战乱国家，扩大了观众对时代的认知角度，其中，普通人对庇护的需要，普通人爆发出的精神力量的牵引，普通人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显现出以往不曾被看到的重要性。由此，一个跋涉和历险的故事就有了一个稳定性的内核，证实的是属于中国的情感结构、精神结构和体制结构的磅礴伟力。
这种扩大坐标系的方法，也使观众从更宽广的空间，认识到时代的背景和国际局势中的诸多风险，从新的维度去建构和定义自身所处的位置。而对更普遍的个体来说，即使原本的坐标充满了艰辛，看到一个扩大了的维度的存在，也意味着能在更深远的范畴，看到更广袤的宇宙和更闪亮的坚守。
第二，现实与理想的互文结构。 如果说年轻的成朗最讨厌撒谎，要将“事实”告诉所有人，是一种孩子气的表现，宗大伟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则更显成熟，是一种更具隐忍性的担当。正如面向中国发展本身，从抽象的理想主义到具体的理想实现之间，隔着庞大、具体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如何展开，不同的价值维度有不同的标准。然而维护国家主权和公共安全是底线，是“毛”所依附之“皮”，断然不可意气用事做出判断。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今天看来，也一再说明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分情形的抽象的爱其实是害人害己的。电影中，成朗和宗大伟的争执也构成了对“善”和“爱”的思辨——在面对具体困境时，是坦陈前路无望，还是坚定最后的希望。可贵的是，影片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同样呈现出宗大伟对成朗的理解。
片中的理想主义是通过小女孩讲述《一千零一夜》来完成的。古代阿拉伯的民间故事《辛巴达航海记》在努米比亚的暗夜中构建出一个奇幻的预言世界，代表着具有人类公共性的精神指引，也代表着文学与想象永恒的审美召唤。辛巴达能够战胜种种困难，机智化解危险，拉长了人类文化的纵深，也拓展了理想的共性，期许着文化的未来。
在此，战争国家对于生命朴素的希望与中国人的家国观念、亲人之间的情感、孩童的天真和热望获得了高度一致的共振，单纯的理想主义和智慧的理想主义共同积淀为人们的勇气。
第三，作为隐喻的冲突对矛盾内核的映射。电影中，叛军首领穆夫塔不断用俄罗斯轮盘游戏考验宗大伟，而这一轮盘游戏具有高度的隐喻性。事实上，手枪中是没有第六发子弹的，而穆夫塔的信徒却一直被他虚张的勇气和脸上的面具所煽动和蛊惑。
与其说打破困局的唯一方法是宗大伟对自己扣动扳机，不如说精神层面的较量才是根本：虚张的勇气与精于算计的欺骗会固化为一种思维方式，且始终无法相信破局的可能，最终也会因此被反噬。
如果从文化思维来看，中国人的“义”源远流长，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到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再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种种生成于民族内部的、在绝境或非绝境中产生的力量，显然是个人主义的文化解释不通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世界的本质是生成的，个体也在其中生成着自我。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寻求自我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平衡，才能生成“将心比心”、“小家”和“大家”之间的辩证思考，也才能不断探寻人性之充盈与丰富。
从这一点上，《万里归途》也说明，近代以来文化多元交融，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实力还需进一步自证的当下，也许未来的我们依然要穿越种种不确定。即便跋涉艰难，但只要有归途就是好的，就不会迷失在他人规定的罗盘之中。这亦是一种经由内心的确定性，追寻文化确定性和国家发展确定性的过程。
当然，从影片叙事本身而言，《万里归途》在情节融贯性、配角人物在语境中的行动合理性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人物固然有其个性，也还可以有更生动自然的流露，相信拍出过《无名之辈》的饶晓志导演，在未来的拍摄中，能够更加平衡得当。
万里归途，启程了，就会到达。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