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这个故事有点荒诞。80年前，发生过多少荒诞的事情啊。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以胜利而告终，然而老百姓并没有安居乐业，战火重新燃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解放军秋风扫落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部分人跑了，一部分人继续举着青天白日旗帜狼奔豕突，还有一部分且战且退，行进在寻找的路上，等在前方的，是目的地还是墓地，是个未知数。

十几年来，有个名叫仵德厚的人物一直悬浮在脑海中。此人是台儿庄战役中的敢死队长，曾经率领几十名队员突入敌阵，同日军殊死搏斗，九死一生。凭借赫赫战功，此人后来一路攫升，先后担任团长、旅长、师长，并获得过多枚勋章。遗憾的是，抗战胜利了，他和他的很多同僚一样迷失了方向，被拖到了内战战场，最终被解放军俘虏，从爱国英雄沦为阶下囚，坐了10年牢。并且因为当年记者笔误，报纸上把“仵德厚”写成了“许德厚”，他不仅失去了自由，还丢掉了名字。然后他回到家乡，种地、放羊、在村办工厂搬砖……回想当年，不要说他身边的人，恐怕就连他本人，也把他敢死队长、少将师长的身份淡忘了，不敢想起，只好忘记，像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生活，倒也心安理得。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人就像一件破烂不堪的文物被发掘出来，引起当地政府、媒体以及相关人士的注意。我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固然对他的英勇善战、不朽功勋肃然起敬，而站在作家的立场上，我更关注的是，在80年前的十字路口，这个人心里装着什么？关于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他是否清楚？答案是他不清楚，或者说他清楚了却不愿意回头。对比那些顺应潮流的起义者，他是无数迷茫者中最为典型的悲剧人物。

然而我依然敬重他，为他重新浮出水面、恢复名誉、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而欣慰。毕竟，抗日战场上有他抛洒的热血。常常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替他思考，为他着急，跟他一起徘徊，一起寻找一条光明的路。

在《将军远行》动笔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我一直眺望，眺望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些人物，我要看到那个空间和那个瞬间里面发生的一切。通过国民党军部警卫连长马直的视角，我最初看到的是，解放战争初期，一支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散，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副军长李秉章接受了一项莫名其妙的任务——寻找一支杳无音讯的部队。可是，到哪里寻找呢？我和作品中的人物一道陷入迷茫，只好让他们钻进河湾，让他们在假想中的与世隔绝的幽暗丛林里，让他们在微弱的月光下面，像蚯蚓一样穿行在潮湿的地面上，像幽灵一样游移在明与暗之间。如果说刚刚出发的时候，马直等人还抱有一线成功或生还的希望的话，那么，昼伏夜行十几天，在经历了两次国军散兵的洗劫和侮辱之后，马直等人的心理终于同李副军长接近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近在咫尺而遥不可及的“三十里铺”，不仅是目的地，也是墓地，不仅是李副军长的墓地，也可能是他们所有人的墓地。

试想，一个执拗地走向自己墓地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再试想，一群尚能呼吸的活人，跟着一个半死的人半夜走路，又是怎样的心态？我跟着他们一道前行，多次调整写作方向，比如让他们离开河湾到解放区投诚，或者干脆让解放军的尾随部队很快出现，甚至让那个对李副军长有救命之恩的女八路从天而降，从而挡住他们走向死亡的步伐……可是不行，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真实，然而在这部作品里，我不能改变李秉章的方向，我要让他一直走下去，直到他以死明志，直到他“只跟日本鬼子打仗，不跟八路军打仗”的夙愿得以实现。至于通过什么方式实现，李副军长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手中的笔，只能跟着他走。

坦率地说，《将军远行》虽然弥漫着荒诞意味，但这不是刻意而为。一次荒诞的战斗，一个荒诞的任务，天然地营造了一个非常态的语境。那支小分队从踏上寻找之旅开始，就避开了大路、逃离了阳光、疏远了人间，迷茫、饥饿、阴暗、潮湿始终陪伴着他们，他们的神经一点点地麻木，肉体一块块地僵硬，他们既是活着的人，也是正在死去的人，既是动物也是植物。他们一息尚存的思维世界中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死，在哪里死，穿什么衣服死，死后要不要在墓地上做个记号……他们的呼吸、对话、梦呓、步履，都是尸体的声音和行为逻辑，无不散发出黑色幽默的气味。这是一次死亡的预演，是在死亡之前最后的理性。

战争是残酷的，而文学是温暖的。作品的结尾是开放式的，我没有让李秉章死去，而是让他失踪，从此他隐姓埋名，湮没在茫茫人海。后面关于他的传说给我们留下了希望，我们希望他还活着，尤其希望他像仵德厚那样一直活到97岁。这个希望不是空想，在上世纪抗战结束之后，有很多“敢死队长”流落民间，并且用饱经沧桑的目光打量他们为之奋斗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清贫而安宁的生活中露出会心的微笑。但愿他们在余生中能够看到这部《将军远行》，但愿他们对身边的人说，我还活着。

（摘自《将军远行》，徐贵祥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