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清楚自己的诗歌写作是否拥有强烈的主观自觉意识，对语言秩序的建立恐怕也是不自觉的，我更像自己灵感的仆人。不是风格产生诗歌，而是诗歌产生风格这一说法总使我共鸣。为风格写作，创作会作茧自缚。风格是诗人笔下不自觉流露出的一种产物，它与诗人的气质、思想、生存背景、童年经历、生命体验、价值取向、社会阅历和知识结构以及凝视世界的姿态密不可分。

对他者的关爱、怜悯、旺盛的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感受力是我获取灵感的来源。这里的“他者”是广义上的，也许是具体的人和大地星空，也许是一条河一棵树一座城市一个乡村等等。当然也可能是某一事件一个死者和具有抽象意义的历史、时代、时间、生活、精神和灵魂。我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有感而发，有时甚至像在黑夜等待星光的闪现，对缥缈、可遇不可求的灵感充满期待。灵感不来光顾或状态不佳时，我会干些别的，比如说写随笔、阅读、翻译、看电影、旅行等。在香港参加国际诗歌节跟几位诗人同台发言时，我曾谈到过自己是被动式写作。总是先有那么几个词语和句子不期而遇，然后引领我不得不立刻进入感受世界和表达世界的状态，从而完成一首诗的写作。不少诗作自己其实并不清楚是如何完成的。就个人经验而言，更多的时候不是我在写诗，是诗在写我，这种状态下完成的诗作往往能够接近理想的质感。当然，积极主动想去完成的诗作也不在少数，像追赶蜻蜓和云朵的少年去追逐灵感和语言。但这类诗篇中，有不少追踪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至今仍未完成。来无影去无踪的灵感说不清道不明，带有宗教色彩。希腊语中好像把灵感说成是神吐纳的气息。不言而喻，灵感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我想没有谁能把它说透彻，除非这个人具有跟上帝和神直接交谈的非凡能力。我个人觉得灵感是离神最近的一个词。

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和人生阅历的加深，愈发觉得谦卑的心态对写作的重要性。同时也使我常常对自己的写作产生疑问：很长时间自己怎么反复写着同一格调的作品呢？诗人中当然不乏自我感觉良好者，为曾经写出的诗作和获得的名声飘飘然，甚至在生命画上句号时依然对自己的写作缺乏自觉性。撇开模仿的层面，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话语方式。语感、想象力、对词语的运用和支配语言的能力都会因人而异，这种差异构成了诗歌的多元化。我个人更倾向阅读语言辨识度高，其思想、心灵、想象力、精神性以及对他者的态度和凝视世界的姿态折射其中的文本。初学写作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明确的敌人或对手是谁，写了很久之后，蓦然发现原来真正的敌人和对手就是我自己。于是，开始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跟自己赛跑。试图另辟蹊径，做到不断地转身以至于脱胎换骨——从一种写法转变到另一种写法，从一种风格跳入另一种风格——在尝试和努力时，饱尝了超越的不易。诗歌并非修辞堆砌的那种高蹈语言的组合，也非修辞贫瘠缺乏难度和深度的口水式写作，更不是空洞的振聋发聩和一味地自我情感宣泄。真正的好诗是超越这些概念的。诗歌的疆域和语言的边界建立在诗人的良知、视野和感受力之上。对于诗人，语言永远是一堵在默默长高的墙，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考验着诗人跨越的本领。

读博期间，我开始积极地、如履薄冰地越过母语尝试用日语写作，乐此不疲地来回摆渡在两种语言之间。这些年发表在国内外汉语刊物上的相当一部分诗作皆译自日语的原创作品。日语诗虽都是自己所写，但在置换成母语时，有些词语和诗句仍带来挑战性。毫无疑问，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形式，思维驱动词语进入诗歌的使命感和精神性，或曰诗人抵达诗歌本质的努力和对诗意的追寻，并不会因语言的不同产生太大的差异。诗歌写作如同精神历险，在经历了种种自我磨难之后，发现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一流的文学作品总是在个人化的基础上与世界性或曰人类的普遍认知发生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一首诗如何以多元文化的广阔视野、带有对人性和人类生存境遇深刻的洞察力、以高超的艺术完成度和文学的表现力去揭示诗歌的美感本质，是我这些年写作中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