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斯图尔特的处女作《舒吉·贝恩》经过32次退稿，出版后斩获布克奖。这个绍介引起我的好奇，国外文学圈的排外与壁垒，也不遑多让。在不少精英主义者看来，一个作家的出身，大概已决定了创作的专业程度。加之，在主题上这部小说还容易被贴情感励志的标签。然而，这些偏见在作品面前又不值一提。诸多评论认为，《舒吉·贝恩》的成功多靠真情动人，情感取胜，并无太多文学技巧。
在我看来，这些看法大多是错觉。作家展现的语言精纯，叙述松动，观察微妙，都是捂不住的才华。反而，让人觉察技巧满篇的，不算技巧。就像被人看出精明的，绝非聪明。小说技术，是为情感呈现增持，而不是负担累赘。斯图尔特的技术，就是用大量细节的沉浸弥漫，去掩盖消化技巧。当你对异性的评价，超越了好坏，说出“舒适”二字时，就是最佳体感。对于小说文本亦如此。作家堆积而来的生活质感，是故事最好的现实光晕。
一
小说讲述了一个母子情深，不抛弃不放弃的故事。这个题材看上去如此普遍，以至于很难成功。但作家却反向写儿子对母亲无条件、绝对的爱。带着浓烈的半自传色彩，作家借助儿子舒吉去阐释自我，理解并重塑母亲。阿格尼丝是明艳动人的女子，带着前夫的两个孩子，和出租车司机舒格再婚，生下舒吉·贝恩。夫妻生活穷困，人到中年还寄住在岳父母家，挤在一个市政廉价公寓里。阿格尼丝的短暂一生，就是找男人，受伤害，不断酗酒，戒酒失败的历程。如果用陀翁的书名去概括，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以主人公为书名的小说，大多需要勇气，譬如《大卫·科波菲尔》《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了不起的盖茨比》。靠一个人物支撑所有框架、线索和视角，需要书写实力。舒吉·贝恩凝视下的母亲，或许才是小说主体。舒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目光，他是环境里的异类，是污秽中仅存的向阳花。正是格格不入，使他保有与家庭、社会的异在性。小说第一部分，弥漫着存在主义气息，注解了世界是恶心，他人即地狱。舒吉对超市打工十分厌恶，还受到周围女性粗鄙的猥亵，租住的房间也总混杂着奇怪的味道。
小说的诸多细节，都印刻着嗅觉的记忆，不是尿味就是汗臭，它们标记着廉价与腐坏的“生活痕迹”。这离不开作家猎犬般的鼻子，鹰鹫般的逡巡。那个被气味勾勒的世界，在作家痛苦、阴郁的讽刺时，呈现出一种残忍的动物性。他善于用食物、肉欲和声色，去描摹潦倒里的堕落恶心。对于原生家庭的不堪，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摆脱逃避，哥哥利克、姐姐凯瑟琳即如此，他们“背对家庭”。另一种是陪伴守护，舒吉选择拯救。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们并无理由用道德优越，去评判人物的行为。
从某种角度看，哥哥利克遗传了其生父，天主教前夫的安静多思。阿格尼丝主动抛开老实本分的前夫，重组糟糕透顶的家庭，利克显然对此有怨念。外婆莉齐评价，“说实话，你嫁给那个布伦丹·麦高恩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我觉得他能给你像我一样的生活。但是你看看你，偏要挑个更好的”。相比之下，她对后任女婿舒格则厌恶至极。她问女儿，“门上安多少把锁，才能让那个王八蛋老实待在家里？”阿格尼丝选择男人，实际是对生活模式的洗牌颠覆。
小说中对立的信仰，总是以生活观念冲突，渗透在日常两性关系里。问题的根源，也是不幸起点。阿格尼丝有不安分的心，骚动的情欲，以及诱惑男人的美丽，唯独没有理智头脑。前夫是个“耿直的男人，工作卖力，想法单纯”，但她从未尊重这个老实人。舒格和前夫比，“简直闪着光”。反讽的是，这些光恰恰就是渣男特性。“他有一种新教徒特有的虚荣，喜欢展示自己浅薄的财富，脸上泛着嗜酒贪食的红光。”
阿格尼丝并不无辜，她也是同路人，耽于肉欲。“自己第一次看见舒格的时候，他眼中的光让她浑身一软，就算他让自己脱光衣服，她也会立刻照做。”她承受舒格出轨的痛苦，也是应有代价。“阿格尼丝忽然感到自己的苍老和孤独。她其实想告诉她们，她也都理解。她理解这种震撼，因为她曾经也是她们中的一员。”
舒吉对母亲的守护，从深层看，也有为生父残酷冷漠、抛妻弃子的行为进行救赎的意味。斯图尔特几乎重现了D.H.劳伦斯的精神内在性：无论是矿区生活的相通，还是深刻的恋母情结，都有惊人契合。它决定了这个故事结构性的厌男。父性缺位，男性暴力，深刻影响了舒吉的气质。自卑，遭受校园霸凌，他尝试通过足球，培养一种男性气概。事实上，他身上更多是女性的敏感、直觉与共情。舒吉懂得每种声音的背后意义：哭号代表母亲在控诉男人；电话声，意味母亲准备咒骂对方；寂静则有可能意味选择轻生。
母性依恋，或许源于母子都是弱者。不幸是共通的，二人的尊严体面，也高度关联。在环境打压下，体面总被撕扯，不值一提。最漂亮的妈妈，维持着妆容，穿着漂亮大衣，不忘在口音用词中保持高傲，但戒酒失败，她又颜面尽失。“她会从水槽底下拿酒喝。但她是我妈妈，你不喜欢她也没有关系。”舒吉保护妈妈，是朴素愿望：和她在一起，带她去新世界，重新开始。不妨反向理解这个故事：母亲虽是一种负重，但舒吉唯有承受，才能抵御空虚，找到存在的充实。
二
相比故事本身，我更关心作家意欲托出的故事生态——贫困边缘的社会，麻木僵死的男女，病态混乱的家庭，堕落沉沦的道德，如何大量生产这样的故事。在作家眼中，贫困，是作为疾患出现的，酗酒只是镇痛麻痹的手段之一。20世纪80年代的格拉斯哥，社会没有解药，唯有用廉价的麻醉去逃避解脱。我们的现实主义，往往忽略了最大现实：贫困苦难，大多情况下，并不会产生美德、也不会导向抗争。相反，它会造成压抑和恶意，仇恨与麻木，彻底磨蚀、耗尽生活的信念、愿想。
酒精成瘾，药物依赖，总是与空虚、幻灭天然联系在一起。阿格尼丝酗酒，在艺术上反而成就了一个分割且双相的世界。这很像心理疾病中的躁郁症，躁狂和抑郁总交替出现，合并存在。它的母题类型，回溯到了“阁楼上的疯女人”。酗酒象征非理性世界之狂乱，阿格尼丝甚至会烧了屋子。清醒时，她又回归母亲的爱意温情，对舒吉爱抚陪伴，守护成长。从而，这个故事自然摆脱了单向度，变得美丽而狂暴，温情又痛苦，它游走在抒情和憎恶之间。
小说就像一个“选妈妈”的游戏，你想要哪个，什么状态下的妈妈？因为她的形象永远分裂、断片儿。酒精会把本能里的多向性全都孤立割裂开。舒吉的意义，就是把悖反的妈妈，重新整合修复，赋予她某种行动、心理的同一和连续。“她起过抱着孩子跳下窗户的念头，现在，她努力地把这个念头从脑海里赶出去……羞愧像湿气一般浸入骨髓，几乎要将她吞噬。”我想作家的天赋才华是将完全异质、对立的情感统一在叙述之中，让读者意识到，讽刺、诅咒与慰藉，可以协调，并同时共在。
格拉斯哥的生活，大多有盲目的“世袭性”，只不过后代所延续的不是财富、工作和身份，而是继续着贫困、暴力和堕落。工业化的好日子到头了，格拉斯哥在逐渐失去它的意义，“听说撒切尔不想要踏实的工人了，她的愿景是发展科技、核武器和私有化医疗。”老工业、老工厂就像城市边缘的遗骸，而这里的年轻人则成了弃民，“男人快要失去他们的阳刚之气”。
只有从城市衰颓的总体性，才能理解人物命运的底层逻辑。在普遍贫困的土壤里，女性对男性只能人身依附。阿格尼丝一直在找男人，每当她觉得遇到所爱，结果都遇人不淑。舒吉一家从观景山的公寓，搬到了矿口区——这里是新型“工业荒原”：低矮的灰色房子，杂草丛生，满目矿渣，像“失乐园”，男女迷失被放逐。
舒格会在阿格尼丝面前，与女伴们打情骂俏，甚至在跑出租车的间歇，和小姑娘偷情。阿格尼丝的美丽，引起异性围猎觊觎，同性恶意排斥。孤立无援的美丽，没有智慧，只会变为危险、不幸与祭物。作家本源性地揭示“穷困的基因”。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出轨与抛弃成为日常。舒格的暴戾好色，对阿格尼丝的强暴举动，近乎一种施虐快感。“他必须彻底摧毁她，才能永远离开她……不容许她留有任何让别的男人修补和宠爱的余地。”
越是遭到世界打击的失意者，越会在弱者那里，进行欲望发泄。我们又找到弗洛伊德式的老生常谈：如那些性压抑的假说，力比多的转移和“死本能”的破坏力。像舒格这样，是格拉斯哥男人的典型。生活里唯一乐趣，只剩下引诱玩弄女人，在性欲里去象征性地满足一切需求。那群下流猥亵凯瑟琳的少年混混，未来也都会成为一大批“舒格们”。
典型，意味生活形成某种类型：男女陷入模式化，每个家庭几乎一样摆烂，无可救药。舒格其实复制了他的父亲，成为副本。“他想到父亲对母亲拳打脚踢的那些夜晚。她越是忍耐，他越是发狠，把她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黑一块。舒格想起母亲在镜子前的样子，她把头发梳到脸前面，同时画很深的眼影来遮住淤青。”
这个故事的意义，就是打破了世代循环，跳出了因果链条，显示出一种选择论对命定论，人性论对环境论的超越。舒吉同样置身不堪的原生家庭，犹如在丛林生长（暴力，丑恶和污秽），为何还能保有爱的信念？这就是小说阐释并理解自我的过程。“当你还是个孩子并且一直遭受创伤的时候，你绝对无法控制创伤，那个时候，你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它变成艺术，并认真仔细地对他进行研究。”
伟大的心灵力量，应当对生存的一切惯性（不自觉的堕落力量）保有抗争。舒吉这个特例，说明个体心灵的独特，也是小说价值的独异。正如只要存在一个反例，就能推翻归纳法与经验论。童年创伤，并非必然导致晦暗的人格。舒吉·贝恩对母亲的坚守与爱，是对格拉斯哥男性形象的改写回应。作家似乎暗示一个主旨：与其不断挑选男人，不如去培养一个男人。阿格尼丝能养出舒吉，是不幸之后的幸运。
三
《舒吉·贝恩》的叙述底色是出身精英阶层、世袭祖辈的文人所没有的。只有在底层长久磨蚀，被反复摩擦，才能写出强烈的愤恨、不满与嘲弄。这种感觉，势必不会文雅精致，而是有种野性生猛和近乎痛苦的放荡。就是在这些“肮脏现实主义”的描写里，备受唾弃和诅咒的场景中，人物理解自己和世界。正如D.H劳伦斯之于矿区生活的幽暗，卡佛之于蓝领贫困酗酒的切己体感。生存位置，先于一切文学态度，决定了感知世界的情绪。而情绪，保留着原始、即时和本质感受，还没来得及压抑与伪饰。这决定了文本色彩，对撞、冲击和破坏性，往往造就作品的力度、风格。悲剧和谐趣，残酷和温情，斯图尔特用反差撞色写出了人物极其复杂的情绪。
作家斯图尔特和舒吉形成倒影般的双生，从格拉斯哥的贫民窟男孩到成功的服装设计师，他通过阶层跃升，实现了底层发声的可能。“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必须将自己提升到中产的地位，才有办法说一个关于工人阶级的故事。”斯图尔特与单亲母亲蜗居观景山，靠救济金度日，16岁时母亲因酗酒过量离世。白天上学，晚上超市打工，也是人物舒吉的经历。虚构与自传就这样叠合一处。斯图尔特并未接受专业的写作训练，但他与哈代一样，将贫困的悲剧性体验，变为震撼人心的力量，苔丝和裘德的身影，就重现在这个当代性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