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群的《月下》（《收获》2022年第5期）是一部爱情小说，又不是一部爱情小说。小说的故事线，是女主人公余文真几段或平庸或诡秘或屈辱的爱情遭遇，爱恨情仇的冲突撕扯已经足够使人读之欲罢不能，但这只是包裹小说的丰满鲜艳的外壳，拨开外壳，里面浓稠欲滴的果实才是最诱人的。对于读者，这是诱惑也是挑战，需要犀利的洞察力和共情的感知力，才能窥见、触及藏在壳里的那片风景。
这正是李凤群小说的迷人之处——用多重隐喻构筑别样深意。她笔下的人、物、情节、故事，是他（她）又不是他（她），是花是雾，非花非雾，在此处，亦在别处。当然，这些隐喻不是刻意炫技，不是虚张声势的声东击西，是从小说文本出发精心设计的文学意象，并由此散发或隐或现、摇曳生姿的哲学意蕴。仿佛那一轮朦胧的月亮，真相与深意，其实在月下。
“余文真多么渴望被看见。”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隐喻。余文真，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城女子，被一个猎艳高手中年熟男玩弄于股掌，在不见天日的隐匿与不堪中挣扎沉沦。余文真只是在爱情中不被看见不受尊重吗？绝不仅如此。中学郊游，余文真意外失踪，竟无人察觉，合影少了她，返城少了她，师生们都习以为常，她的存在等同于被遗忘。大学培训，她故意制造了一次“走失”的恶作剧，结局与中学时如出一辙。这两次事件都是隐喻的伏笔：余文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无论在爱情中，还是在工作生活之中，她永远被人遗忘在隐秘的角落。
作为女性作家，李凤群一直关注女性群体的命运，《月下》也不例外。主人公余文真所代表的弱势女子，面对以男权为中心的丛林社会，惊慌失措，倾覆沦陷，小说对此给予了最深切的同情与怜悯。但是，如果把余文真仅仅看作县城女孩的边缘标本，我以为是一种俯视的姿态，并未窥及小说全貌。如若以平视的眼光，我们在余文真身上，可以确实无误地看到你和我。放眼社会，随处可见像余文真一样的边缘人，不论男女。他们都曾心怀梦想，努力打拼，总想被看见、被承认，即使普通但不愿卑微，总想得到一份自由和尊重，可是有几人如愿呢，世间多少人如蝼蚁、如尘埃，随风而逝，了无声迹。活着的价值与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的幸福又在哪里？
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烦恼，都有他们的边缘时刻。即使那些春风得意的所谓风云人物，也不可能时时处于舞台中央，也有至暗时刻。比如《月下》中的男主人公章东南，事业有成，拥有美妻双儿，外人眼中标准的社会精英，轻巧娴熟地在众多女性之间周旋戏耍，突遭家庭变故，儿子自杀未遂，虽然是小说设计的报应情节，也是无常人生应然性的苦果之一。
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哲学命题，尤其是现代人在哲学意义上的精神困境。自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用理性为世界“袪魅”之后，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愈发凸显。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高度发达的物质世界，却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
“小留”——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它是余文真在婚后始终没有退租的深巷小屋，是她留给自己的独处空间，也是一间企图安放灵魂的“疗愈”小屋，但最终也没能留下。小说描述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挤压蚕食，寓意现代人难以逃脱的心灵危机。
小说上卷，波澜不惊，基本上是章东南和余文真之间一场不对等的爱情游戏而已。下卷则步步惊心，余文真一反弱态，布局报复。尤其是最后的惊天大反转，当余文真准备忏悔放手时，才得知章东南因对家庭的不忠、对爱情的不恭，导致儿子崩溃自杀，不是余文真的恫吓让他屈从，而是生活给了他教训让他反省，他要做回一个真正的人。
《月下》为什么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篇“惊心动魄”的小说？情节出人意料、跌宕起伏只是浅层表象，弃恶从善救赎新生，才是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小说中有一段以第三人称叙述的余文真对恶的深刻忏悔：她对周雷的背叛，她对章东南的威胁，她的行为，已经被捆绑在“恶”里难以剥离了。以暴施暴也是恶的一部分。被恶牵着鼻子走，也是恶。恶不会因为别人先作恶，它就变得正当，打着正义的旗号战斗了那么久，最后发现自己也是“敌人”的一部分——她想到这些“不寒而栗”。也因为意识和反省到自己的恶，终于“如释重负”。如此安排余文真这个人物的思想转折，我理解，作者并非刻意要编织一个光明的结尾，而是呈现人性的复杂多面，更为重要的是想传递这样一个信念：无论命运强加多少暴击锤打，人永远不能放弃对真、善、正义、德性的追求。这是自苏格拉底时代起人类矢志不渝的理想，也是人间大道，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并不只有她才犯过错，这天，这地，这断桥，这红灯，这花木，这城市的角角落落，都隐藏着错误。没有错误的地方，它不是人间，它是天堂吧。”余文真的这段对白，寓示着在“罪与罚”的母题中，人是有罪的。但是，“这条展示着坚硬无比的力量，也展示着难以言喻的寂寞的路，它容纳一切人：无耻的人，单纯的人，谨慎的人，悔改的人……这条路因对其承载之物的舍弃，而成为它自己，成为自由。余文真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迈出去。”余文真，包括章东南，以忏悔和接受苦难的方式赎罪得救，重新出发。
读到这里，不由让人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两位作家都有着伟大而深刻的悲悯情怀。《月下》让我们看到了李凤群与这两位作家灵魂的相通——“怜悯是一种新的语言，它使她的心开阔起来”。
李凤群曾经是一个乡村女孩，凭借文学才华、勤奋打拼，从县城走进都市，成为一名作家。前几年，她远渡重洋，赴美闯荡，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她的写作也进入了更为开阔深沉的新境界。我们在她近年的新作《大望》《月下》中，看到了她以往作品中不多见的深刻沉郁的主题，如罪与罚、救赎、与命运的抗争中的坚守等等。
说实话，阅读《月下》，从上卷一直到下卷的前半部分，心情是灰暗压抑的。余文真的遭际，会让读者想到自己也有类似的精神困境，在现实的各种“内卷”中精疲力竭，难得喘息，同她一样久困心灵牢笼，无法挣脱。但是在下卷后半段，看到男女主人公通过自省他省获得救赎，放下了、和解了，瞬间获得一种舒畅的治愈感，不仅为小说中主人公的解脱而身心放松，同时比对生活中的自己，会有豁然开朗、云开雾散的顿悟——这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治愈。
“无用的哲学”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使我们的心灵虽遭逆顺而安之若素。”古希腊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涅卡有一句名言：“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可是他又说，你之所以“总是预料到要受辱，其背后实际上是担心自己有理由受到嘲弄”。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要学会成为“我自己的朋友”，只有首先与自己和解，才能与世界和解。这种哲学上的自我拯救，《月下》用小说的形式曲折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