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金凤：从第一本小说集《离岸流》到最新小说集《海中白象》今年出版，我们在各大期刊、网站、新媒体平台上频繁看到凌岚这个名字，您写专栏，写小说，也开始写诗。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又开始写作了呢？

凌 岚：我在2010年时跟着家里人海归回到北京，那时感觉像人生轮回。出去和回来的变化，青年和中年的时间差，让我特别想写作。在这之前的近二十年里，我可以说是一个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在美国读了商学位，做了十几年无关文学的公司白领；回到北京，我的象形文字的内里就显性了。这种来回横跳，让我很激动，一激动就想写作。那时写的是财经评论、博客、专栏随笔，后来又给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诗歌节译过诗。我写作的时候，比做任何别的事都要快乐,这大概就是真爱。

比较而言，写专栏和评论稍微容易一点，写小说不容易。能在中年回到母语中，自由地写作，是我人生的福分。我对每一个愿意读我的文字的读者都充满感激。写作之不易，使我自己很难有轻松感。写得好的话，担心下一篇是不是能维持水准，写得不顺则更担心能否完成，如履薄冰。

樊金凤：同样生活在美国的作家张惠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小说家，在最近的访谈中她坦言，当她写作不顺的时候，会去读一些语言特别出色的小说，因为她觉得“‘临时’地困扰一个短篇小说家的通常不是情节设置或结构什么的大问题，而是语感的凝滞，这有点儿像写诗”。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我的认知，所以比较好奇，您怎么处理写作不顺的问题？

凌 岚：小说写作不顺的原因可能很多，语言是其中之一。其他的原因可能是素材不够，叙述视角出问题。阅读会带来突破，读诗和经典小说会有易于解决难题，看电影甚至朋友聊天等都可能会带来灵感，而非文学类的活动。但停笔不能太久，讲故事的冲动也就是那口活气不能断，断了以后很难续上。之前余华不是说过，写的过程中生一场感冒都可能断了文气。我同意惠雯的说法，写得不顺，或者语感不对，解决办法是读经典以及当代作品。

樊金凤：写作给您带来了什么？对您的生活是否有影响？

凌 岚：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这句话也适用于写作，未经过写作的生活会被迅速湮没，被人遗忘。写作给我带来的是唤醒，是对遗忘的抗争，在痛苦中找到诗意，在悔恨中寻求和解。当然也有负面影响，写作对生活的负面影响是久坐后体重增加，码字时不修边幅，有时会疯疯癫癫。

“谁能在皇后区过得很好？”

樊金凤：在您的小说里，我们读到了很多移民美国华人的故事，看到光怪陆离的美国梦背后华人的真实生存境遇。“移民他乡极有可能是一个耗费财力的生命的奢侈品，徒然一梦。谁能在皇后区过得很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悟？

凌 岚：“谁能在皇后区过得很好？”是一句追问。生命有限，年富力强的红利之年就那么一些年。你选了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换句话说，选择是有代价的，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美国佛罗斯特写过一首《未行之路》：“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人意识到“从此决定一生”时，通常会有惊心之感，比如《海中白象》中决定移民而不是在经济起飞之初留在国内发展，比如《烟花冷》中在失业时匆忙决定堕胎而失掉的孩子，都属于未行之路。人生常常是盲目的单行道，跌跌撞撞走过来，等你看清了，人生也过完了。《海中白象》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有点浪漫，实则幻灭。

樊金凤：无论是偷渡过去的社会底层（《海中白象》《烟花冷》《桃花的石头》），还是名校毕业的中产阶级（《萍聚》《啊新泽西！》《带雀斑的鹦鹉螺》），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大都会面临身份焦虑，假结婚、签证、绿卡……关于身份认同，您怎么看？

凌 岚：签证、绿卡、“黑下来”（即非法移民）这些话题，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十年谈论的最多的东西。它们代表跨境后国家强加在移民身上的合法性，合法身份缺失带来的焦虑感，这些不走出国门恐怕不能完全理解。但在国内也有类似的身份焦虑啊，比如户口。身份意识，也是近些年来伴随多元社会思潮而被强调的，是个体的一部分。写移民的生活，很难绕开“身份”的问题，比如身份怎么合法化的，怎么从黑转白，这个过程很容易出现戏剧性的故事。身份的问题，是我们理解如今这个世界一个很好的切口和角度。

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在移民社会类似于国策，要从小抓起。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专门有Heritage Day，其主题是文化继承，也就是来路。在这一天，小朋友把祖辈父辈到美国来的前史托出与同学共享，在集体中获得自豪感，这是建构多元社会的开始。在移民家庭中，父母辈的来路，与二代的自我认同是紧密相关的，这是我写《桃花的石头》的主旨，移民一代的勤勉辛劳会成为二代人生的力量源泉。

樊金凤：在我的认知里，中国人骨子里更渴望稳定，但是在美国生活似乎要面临更多的变动，比如中年失业，或者突如其来的官司，这种变化会让一个中产家庭突然变得困窘，这是因为创作而有意识的虚构还是真实的生活状态？能分享一下在美国的生活常态吗？

凌 岚：我90年代初到达美国，那时它处于冷战结束后的经济衰退期，走出衰退后过了不到十年，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再过十年，过热的经济遭遇次贷危机，过了两年又发生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几十年间已经几起几落。宏观经济大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国内的朋友可能在最近两年也开始体会到，在美国，经济周期是家常便饭。在美国，我经历过官司，也经历过失业，小说来源于生活。

小说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感情投射和职业写照，比如多篇小说都有林里这个人物，她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属于那种被动地迎接生活挑战，谨小慎微，节俭，勤奋，不会太走运也没有太倒霉的普通人，也就是菲利普·罗斯写《凡人》（Everyman），很典型的华人中产者。林里会有一瞬间的人生觉悟，好像灵光一现，但过去也就过去了。对林里的感情投入不及老卵，我对老卵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感情和认同。

樊金凤：《老卵》中，老卵是一个诗人，他让我们看到80年代的青春、文学、理想，后期他的落魄也让我们看到美国梦的破碎、文学梦的破碎。除了老卵这个特殊的人物，您也会写生活在异乡的普通人，关于他们无数沉默、无助、黑暗的瞬间，比如《潮来》，“听着听着，沈宁听到音乐里的悲哀，孤寂岛屿上的黄昏，空无一人的海与天空”，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和空虚感。这种孤独感的营造，是否和您的人生经历或文学审美有关？

凌 岚：《老卵》是我非常钟意的一篇，它致敬了80年代时遍布中国大学校园的诗歌热，那时的理想主义色彩，那种少年锐气，不管不顾的浪漫，看到美好的文字会激动不已，视金钱为粪土，诗歌时代的结束和我的青春结束同步。我自己多年读诗，也写诗，《老卵》中有很多夫子自道的地方。《老卵》这样一个人物，在哪里的结局都不会太好，在现实生活中，他即便没有遭遇文学梦的破碎，改行易辙从诗人变成一个凡人，他的平庸也是诗人的消失。《潮来》比较复杂，它是我写的一系列老病题材小说之一。另外的老年小说还有《盲》《有时》以及《王姛与馥生》。我觉得时间流逝的孤独感在哪里都一样。

如果说我作品里的孤独感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能和我的经历有关，一个人被连根拔起，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状态’，你的存在无人关心，无人知道，周围世界跟你没有关联”。（这段我在《花城》写移民文学时提到过。）况且孤独不一定是坏事，孤独感催生了多少创造力。能熬得过孤独的人，骨子里会变得狠，有力。

“作者对语言要有高度自觉”

樊金凤：您的小说里常常出现一个意象“海”，似乎带有某种隐喻，比如《离岸流》，“国航飞机抵达降落时，下面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沙漠，在红色的云蒸霞蔚中，一个城市的平面缓缓露出庞大的峥嵘面目。我想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必须学游泳，仿佛洛杉矶是一个海洋”。又如《海中白象》，“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我们几乎同时向对方扑过去，那一瞬间，我眼前恍惚出现一片熟悉的海，我们又回到了鹈鹕湾，到美国最开始的纪念”。“海”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凌 岚：“海”是一个意象化的词，可以有很多隐喻。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突然站在它面前，感官上的解放和眩晕，有一种诗意。

《离岸流》这个关于“海”的开头是全文写完以后才加的，那时我正巧看到一部洛杉矶的城市发展纪录片，特写镜头里这个从沙漠里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就是这副模样———既像海洋又像沙漠，像一个非人类或者说超人类的地方，像科幻电影《沙丘》，绝对不像我熟悉的北京和南京那么亲切温馨。这种非故国的感觉，我待在美国这么久了都还有，这可能就是异化感。这种异化感可以带来艺术上的陌生化，而陌生化是诗意的开始。

《海中白象》的结尾被虚化了。如果我直接说出这个故事的结尾，读者会受不了。就像《潮来》的故事原型，吸毒的高中生其实死了，亲朋好友对他的死因一直不能理解。人生中有一些事，对我们永远是一个“谜”，就像面对“海”，除了震惊，你能知道多少？

樊金凤：《离岸流》大多数写的是中产阶级华人移民生活，这些故事可能大都来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或身边人的经历，到了最新小说集《海中白象》，我发现您的写作视野变得宽阔了，注意到许多底层的华人移民，他们可能离你的生活挺远的，像《四分之一英里》，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已经突破自身经验的局限性，可以去写更远更广阔的故事了？您如何处理小说和生活的关系？

凌 岚：作家自身经验总有不够用的时候，这时候需要想象力和二手经验来补充。因为小说毕竟是街谈巷议之故事，道听途说之传奇，写得越多越需要调动可能触及的一切素材资源。我现在写的这些基本是中短篇小说，所以对素材的要求还不像长篇那么多，加上写得多手熟，社会新闻稍加点染就可以成篇。所以，素材不会缺乏，难的在于叙述的视角和故事的完成。原始的生活素材芜杂，直接照搬到纸上故事会很难看，所以，再创造，也就是作家的匠心非常重要。小说毕竟是艺术品，是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对生活的再加工。两件看似并不相干的事，如果精心写在一起，会起到互文和互生的隐喻效果，如“葱绿配桃红”。关于小说和生活，有一句貌似老生常谈的至理，“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樊金凤：说到写作素材和再创造，感觉您特别擅长娓娓道来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小说的完成度高，故事感也比较强。关于小说写作，您如何看待讲好一个故事和讲一个好故事？

凌 岚：如果我们总是在寻找“好故事”，而不讲究讲故事的角度和语言，很快就会遇到“找不到好故事”这个瓶颈。文学史上的许多短篇经典从故事的一波三折这个标准来讲，并不够格成为“好故事”，比如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算好故事吗？《大学生》呢？雪莉·杰克逊的《摸彩》应该够好故事的标准，但它的惊乍结尾，又会被严格的评论家归入类型小说中的恐怖故事。叙述方式对我一直是难题，屡败屡战，我有一种幸存者的皮糙肉厚，想方设法把手头的素材写出完整的作品来，其他的不要也不能想太多。

樊金凤：语言的确很重要。读您的小说，常常惊叹于您的语言叙事能力，表达精准、轻盈、深邃，有一种诗意的美感，比如“自从妈妈去世，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仿佛沉入大地——它没有消失，它往下，钻进土里，每时每刻都往下走进地层深处”。是出于天然的语感还是后天的写作训练？因为是用中文写作英语世界发生的事情，在写作中会遇到语言方面的障碍吗？语言在您的小说创作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凌 岚：我过去多年写诗，对语言非常敏感。先天的天赋的火花，如果不猛烈敲打，天长日久也会钝了，所以还是得多写。英语环境对中文表达会有阻碍，比如遣词造句上有时不自觉地用英文的写法，忘记中文词汇，表述不够简练。这些问题平时不觉得，但在成书的过程就凸显出来。要想书面语言流畅，除了一次一次打磨字句以外别无捷径。我见过同辈的作家十几遍修改稿子，很是佩服。在英语环境中的好处是，英文会给中文写作带来新的语感和灵感，带来创造性。

关于小说语言，这是一个大问题，小说的叙述语言是写作过程中最难把握也是最微妙的部分，它的基调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故事的方向。最近在纽约城里见到《流俗地》的作者黎紫书，我们聊小说，她反复提到小说的语言和节奏跟内容要搭，作者对语言要有高度自觉。我45岁开始写作，绝大部分的文学营养来自于阅读，阅读变成我写作最大的灵感所在，也帮助我在写作中找到合适的语感。幸运的是，现在物流和电子书的繁荣，稍稍留意，想点办法，可以说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读到很纯粹的经典作品。

凌岚：写作，陌生化是诗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