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已成为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他的学术研究，集中于散文史、文革文学史与口述史等领域，集合文学史宏观视野与文学批评的细腻准确于一体，提出“扩大的解放区”“文学史关联性”“无作者写作”等一系列概念，有力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与经典化。他的小说创作，生发自散文随笔创作，自成一家，风格独异，长篇小说《民谣》引发了文坛的热烈讨论。他如何实现文类转换，实现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整合？他的文学实践，对当下文坛有何启示？
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文学家，在古典文学领域自不必说，现当代文学史上也并不鲜见，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钱锺书等。东吴大学的范烟桥既写《中国小说史》等学术著作，又写《江南豪杰》等武侠小说，也为一时风景。在当下高校学术体制壁垒化与专门化的情况下，尽管不断有人呼吁“学者作家化”与“作家学者化”，但始终难以有所突破。有鉴于此，王尧的文学实践，某种程度上说，恢复了现代文学“创研结合”的传统，释放了被职业牢笼捆住的文学动能，激活了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王尧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也不是割裂的，而有着“一以贯之”的东西。它建立在生命体验与知识分子信仰基础上，继承中国的文章学传统，将个人心志、历史思辨、文化浸润与社会观照融为一体。
学术需要缜密理性思考与逻辑推理，创作需要敏锐感知力与独特形式表达力。更进一层而言，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都是个人生命体验、知识积累和价值诉求的表现，既要表现二者的“差异性”，也应看到二者的“贯通性”。“学者小说”与“学人诗”这类提法一直充满争议，也正因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实际是一个“高难度系数”文学行动，搞不好会变成“学术野狐禅”与“头巾气的酸腐之作”。当然，如果处理得当，也可能做到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说的“笔兼风雅”，即“肯并学人与词客，何难出笔雅兼风”，兼具学者之思与作家之美，熔铸出“大文学”品相。
理解王尧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整体思维，就要看到他对于文学与历史、现实社会的“关联性”的强烈关注。他关注史料问题，坚守当代文学口述史“一手史料”建设，但他始终坚持“史料问题化”，将之放置于当代文学史背景之下。他的“关联性思维”一系列命题的提出，有效地让当代文学研究摆脱“永恒现场批评”的尴尬，也有别于一般当代文学历史化工作。他不执着于通过固定基础史料，强化当代文学“再解读”，建构经典序列，梳理文学史构成路径等方式，而是将当代思想史建设与当代文学研究相联系。文学史研究既“关联性”地成为思想史研究一部分，也强化了当代文学的学术含量和历史根基。以“关联性”思想史视野为核心，王尧也强调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创作与历史、现实的关联。可以说，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沟通文学与历史文化的血脉，既是王尧的研究方向，也贯穿于他人生的文学信仰。批评家刘大先认为，王尧的文学研究有一种介乎“职业批评”与“大师批评”之间的气质，正是看到他既遵守严谨学术规范，又能突破专业制囿，实现文学“关联性”的自由意志的文学表现能力。在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王尧倡导新“小说革命”：“这样的蜕变与小说家和现实、历史之间失去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有关——‘个人主义话语’被庸俗化后，暗渡为单薄自伤的‘我自己’的‘故事’，广袤的世界被缩减成为极逼仄的‘一隅’。我不是以崇高和宏大叙事的名义质疑其他写作的合法性，而是担心久而久之丧失了‘我与世界’的连接能力。”
然而，“关联性思维”之下，王尧的小说不同于很多批评家的创作，而是表现出创作与研究的“精神层面的关联性”与“技术层面的独立性”两层特点。其文学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一是尊重不同文体的差异性，不因跨界而混淆不同文体。近些年来，“批评家小说”似乎成为热点，但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不是“批评文体”的跨界冲动与文体溢出，而有着清晰小说文体意识与强烈的文体创新性。《民谣》不仅有丰厚的生活底蕴和历史广阔度，且在人物塑造、叙事语言与小说架构上，都有着精彩表现。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也是学者从事创作真正得到小说界认可的前提之一。二是从类型上说，《民谣》接续现代文学“学者型作家”传统，对当下小说创作领域更是一次强力的冲击和震动。毋庸讳言，经过几十年发展，当下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领域，出现了很多困境，一个重要现象是文学类型缺乏突破。“城乡冲突”“家族叙事”“民族史诗”“残酷青春”“都市传奇”“重述历史”等范式，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已定型成熟。如《围城》这类有丰厚知识趣味，又能以学者深刻思想与理性反思关注现实人生的学者小说，在当下文坛并不多见。三是王尧的小说创作有鲜明的“学者印记”与个人化风格。这种“学者印记”不表现在长篇累牍的知识炫富和把学术讨论“硬性植入”小说文本，而是在故事发展、环境构造、细节打磨与人物塑造上，体现出理性深度的思想美，且能通过叙事语言和结构形成整体性“思想隐喻”。例如，《民谣》以1970年代江南大队为基本时空，分为正篇、外篇和杂篇。江南大队的语言演变史，可见到“风”“雅”传统与“颂”的意识形态语言的分裂。正篇写王厚平的个人历史记忆，用节制干净的第一人称叙述体，杂篇与外篇更多展现主流话语的个人状态，在诸多历史文本的“仿真”中，形成返场般“穿越效应”。这些精妙构思无不显示王尧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四是王尧的文学创作对沟通研究界与创作界起到积极作用。很长一段时间，“职业学术研究”与“职业文学创作”似乎变成“泾渭分明”两条路线。学者以文学创作为“不务正业”，又以为研究高于创作忽视文本与作家，不仅研究易流于简单粗暴，且缺乏整体思考。同时，不少作家也视学术为枯燥的“高头讲章”与毫无益处的“理论花招”，甚至有作家认为，最好少读或不读学术著作，读多了理论文章，小说创作会变得概念化与抽象化，丧失鲜活的生命感受力和生活气息。就这一点而言，王尧的文学实践恰在于让我们反思当下“职业化”研究与创作之间的壁垒偏见，真正将文学研究与创作血肉相联，有利于将割裂的文学再次整合，更好形成真正的文化人格与文学信念。
继《民谣》之后，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即将问世。他的叙事体、口述体与论述体的“三位一体”文学史构想，也在不断的建设过程之中。可以说，王尧真正做到了“熔铸文心于一炉，自成风雅于一体”。他的研究与创作也成为了非常有趣，又非常有价值的个案，值得持续的关注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