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这么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儿，一个是女孩子。
他们是唱着“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地鲜红，燃烧在布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地英勇，飞翔在暴风雨中的天空”长大的。
他们也都曾唱着“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那光明的路”向着高压水枪与刺刀冲锋。
从前，就是说70多年以前了，一次，曾经，仍然，最初的，爱。
后来，他，也就是我，找到了曾经写下的这一段故事，稿纸已经变黄、变脆，文字依旧完好。
20世纪50年代，文具店的蘸水钢笔、稿纸、骆驼牌与北京牌墨水，还有少年王蒙的写作，经受了相当长期的考验。倏忽一别，66年。
为它写下三首七律诗：
往事深情恋逝川，稚文六十六年前。钟声荡漾黄昏夜，口号高扬碧落天。一笑一颦全历历，初肠初意俱端端。少年挥洒多雄论，鲐背重温更俨然。
陈迹苍茫两万天，关山踏遍人翩翩。初温犹热暖米寿，往事无常思百年。感遇柔情称进取，应无俗态益欣欢。屈指九旬读少作，一词一字亦涟涟。
一切悉熟自在身，少年英气正纯真。青春万岁犹回味，组织新人继沉吟。往事如歌声未老，今宵说梦语何亲！为有文学多记忆，风风雨雨砺初心。
但想不起写作的确切时间。应是1956年稿吧，根据是1956年1月全国主要出版物由竖排改为横排，而作者书写使用的是那一年市场开始提供的大张单面横写500字型格纸，此前的稿纸都是折叠双面竖写小张的。这一年公布了首批简化汉字，文稿上写的却是大量不规范的民间简体字。
如果确是1956年，那么有趣之处在于，它与同年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互通互生互补互证同胎同孕异趣。
给过一家刊物，回答是“不拟用”，退还。然后66个春秋来去，从北京西四北三条（报子胡同）、北新桥到乌鲁木齐南门、团结路，到伊宁市解放路、新华西路，到北京前三门、北小街、奥森公园……经过了“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引自旧作）的迁移，许多东西都丢失了与淘汰了，此旧稿却完整地、寂然冷然地保存着，坚守着，与我为伴，我再没有翻起过它。它与我共度了两万多个不平凡的日夜，比我本人更静谧、耐磨、沉得住气。
它是我的纪念和从前，直至今日。
至于文稿内容，写的是70多年前的事。70年后心血来潮，打开，热气与稚气腾腾。它是往事，是昨天，比昨天远，但比前天近。仍然保留着笑容、多情、歌曲、好梦，包括“最宝贵的”（1979年我的复出小说的题名），包括一条条大义凛然，永生永世，天地人心，必须、笃定、坚决、当然。
我尽量少动原文，原汁原味。日记体，是因为1956年前五六年，我确实坚持写过详尽的日记。此后小说写多了，公务事务也大增了，日记基本失守失踪失忆，写也不成样子了。小说与公务事务，对于日记，是推动也是妨碍。不太忙也不太不忙的人可以试着写点小说，不然就写点日记手记，留点印迹。
到了1956年，写作此稿时，参考了抄录了移用了几年来的“非虚构”日记，包括某些日子的天气标记，应该都是有根据的。从前的真实日记，写在32开横线笔记本上。在《组织部……》轩然大波之时，我写下了孪生的《初恋》。
往事如烟？非烟？那么请问：你是谁？你是不是文学地写了下来？你生活得很急很热，你写得很动情很火，晾了一点一个甲子，它仍然乒乒乓乓欢蹦乱跳。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如火如荼势如虹，且掬黄河泼大墨，文心文气岂雕虫！
1951年12月23日 星期日
再有一个星期，光荣的、伟大的、深沉的1951年就要过去了，时间如飞，小心自己不要落在时间的后面啊。
到了冬天，到了新年，我就想起雪，白白的、可爱的雪，雪使世界庄严而纯洁。今年寒冷偏偏来得晚，一场正经的雪还没下呢。
1952年我就年满18岁了，的确，年龄自有它的真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感觉到，我已经大了，我已经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有多少力量、又有多少幻想啊。
从前我为自己年龄太小而羞耻，好像一株小树，没有发育好，就生长到伸展到风暴里去了，结果年龄，嗯哪，妨碍了我的工作，这样一说，我觉得自己不免失笑于众。众精灵、老干部，革命与战争培育出来的精明与犀利的一代，他们怀疑地打量我并且信且疑地询问我的岁数，当别人窃窃私语“团区委来了一个小娃娃”的时候，当我不能参加某些正式党员的会议的时候——我入党3年多了，岁数不够，还没有从候补党员转正，我总羞愧于自己为什么小，如果大一点，就更可以有所作为了。
现在呢，不再想这些，没有人怀疑我不是20多岁。区委书记老伴，办公室的老田大姐，从一开始一直称呼我为“老刘同志”，工作里，我已经显示了一点点沉着与老练。本来嘛，成为脱产干部已经3年了。
环顾四周，朋友、亲人们，也已经有了许多变化。爸爸和妈妈离婚了，这很好，也很不容易，结束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十年的残酷和痛苦的变态，固然还有尾巴。最近几个月，我首次在家里感觉到了平静和幸福。姐姐从学校出来，走上了工作岗位，她变得沉稳而且严肃。上次她批评我不该对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兴奋与入迷：滑冰、小说、唱歌、欣赏风景……说话也不应该动不动夸张激动。她提出要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中，对极了。她还告诉我，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性好朋友了。
过去我觉得，她虽然比我大一岁半，可是我帮助她在政治上“进步”起来的，而最近，我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地方，是我需要向她学习了。
还有学校里的一些同志，中学的团总支干部们，我与他们的亲密，超过了与本机关的同事们。说实话，他们身上的担子够重的。一个中学生，每天七节课，团区委给他们布置了繁重的任务。就说两次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吧，他们下了课后与校长们一起做新生审查工作，同学们对他们的要求又特别高，一次早操缺席，同学们就会说他们是“带头作用不够”。结果呢，一个学期结束了，他们的考试成绩比一般同学还要强，甚至于，他们学会的新歌与集体舞、新诗与新知识，即使是读报，也比其他同学们读得更多。
市委领导彭真同志说了，大讲学生党员干部的负担如何如何繁重，是没有意义的，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你靠谁去呢？只有一个办法，要吃点苦，必须加油努力。
市委领导的指示让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惭愧而又振奋。
我常常回忆今年年初参与的中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的情形，这些孩子们自我检查起来，比谁都沉痛，眼泪会在检讨会上流下。不，这是保尔·柯察金式的对自己的苛刻与无情。他们如果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不利于党的缺陷，会万分地痛苦。高兴的是，培训班结束后，他们一一地入党了。小李还送我一本“革命日记”，其实是我应该送他们一点什么纪念品的。我也怀念参军上了干部学校的同志们，前天，收到建群的信，他们马上要开赴朝鲜前线了。而省立高中的地下党第一支部书记，参军以后立即保送到沈阳的空军学校，他将驾驶着战鹰在蓝天白云中万里飞翔，与敌人短兵相接，瞬时胜负存亡生死。我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
我们这里的张昌，常常嬉皮笑脸地叫他们“小干部”，我不喜欢。老有老的伟大，小有小的庄严，不容亵渎，不容轻薄。
我自己呢，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们的书记黎银波近来几次颇有深意地对我说：“你很不错，你真的大了……”可以想象，比我大17岁，抗日战争前“一二·九”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她，对于火爆的小人儿刘夏有多少期待。
一年当中有多半年我参加全区的一揽子中心任务，没有更多的时间取得她的理解与指导。但是她的敏锐与友情，她对旁人的观察深度，使我相信她永远了解着关注着指引着我。
我爱一揽子的突击任务、中心任务，它像火焰一样地把干部把群众燃烧起来，平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一下子就做成了。
我也怕这一类工作，一开动，我就必须连基层的党支部带团支部一起抓。有个别党支部的老爷故意与我这个毛孩子找麻烦。“立仁”厂的支部书记不执行区委的指示，我与他吵了一架，我很难过，虽然区委领导支持了我，我仍然长久地不安。我们毕竟是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最后斗争中的战士，英特纳雄耐尔，等待着我们一道去实现。
……朝天每日地开会、写材料、谈话、听报告、读文件，但是一年过去，我好像更爱玩了。对不起，正是玩——让我真切感动地体会到，我们用双手正在建立着的新生活的幸福。有时候周六晚上开了一晚上会，我仍然愿意会后用十分钟走到近处新盖好的电影院的门口看看。美艳的灯光照耀着鲜明的影片广告图片，图片上的中苏影星与散场后走出来的欢喜的人群，脸上仍然停留着关注、沉醉、迷恋与感动，我分享他们的兴奋与满足。我觉得如此轻松快活，生活中给我们的不仅是压弯脊的任务加任务。我还爱音乐，一唱起歌来就进入了一个远远更伟大与悲壮的殿堂，更辽阔与深沉的世界。
“我们生在美丽的祖国原野，我们生在劳动战斗的地方……”
（摘自《从前的初恋》，王蒙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