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这是个年轻人常用来自嘲的词。急速蹿红，和太多人在它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关。从古代的科举到今日的高考，标准化考试一直是中国选拔人才的主要形式。通过读书出人头地，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眼中的“正途”。《论语》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固然遭到了后人的曲解，但通过刻苦读书出人头地，千百年来始终是奉行实用理性的中国人的人生理想。
话虽如此，我还是对一些现象忧心忡忡。先从我给博士生和硕士生合开的知识社会学课说起。这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选修课，基本是每周一本书的阅读量，属于本专业阅读量较大的课程。我在课程大纲上明确要求学生每堂课前完成阅读，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刚回国工作时，我对这门课充满了期待。我在美国读书时的所有研究生课程都是阅读量巨大，一周一本书属于最低要求，而且每堂课都是大脑片刻不得放松的两个小时，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学生就阅读材料展开辩论，老师只是开头和最后点评两三分钟。我每次课都要抢着发言，否则根本轮不到说话的机会。这种上课方式令我受益匪浅，因为正是这种密集阅读加激烈讨论给了我扎实的阅读面和批判性思维。事实上，几年之后回头看课程论文和阅读笔记，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写不出同样水准的东西了。学术灵感是课堂上吵出来的，是三两个朋友喝咖啡聊出来的，而不是一个人挑灯夜战、废寝忘食拼出来的。
然而从第一次课开始，这门课就成了我的全程学术演讲。也许阅读材料太难，也许学生爱听我的讲座，我这样安慰自己。真正的爆发是一次周一下午的课。那次的阅读材料是一本新翻译进来的关于人类疯狂历史的书，书很有趣，而且配有精美的彩色插图。“这一次，学生应该有话可说了吧？”我满怀期待地走进教室，用5分钟介绍完书和作者，然后开始提问。我准备了十几个问题，觉得对于两个小时的课来说够用了。但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学生都低着头，没有任何目光接触。我环视一周，发现几十个学生中只有我的博士生一人桌子上有这本书。这种情况我并不陌生，只是过去一直以为学生怕花钱，在电脑上读的电子版。但这次读的是新书，没有电子版啊！“大家读了吗？书买了吗？”没人回答。我把准备好的第一个问题重复了一遍，开始点名。第一个学生表情木然地摇摇头。第二个学生回答：“老师，对不起，这本书我没读。”第三个学生半天没应答。第四个被喊起来的是个博士生，她说：“老师，我还没读，但我刚才从豆瓣上找到一篇书评，我就这个书评谈一下……”我在那一刻本想拂袖而去，最后还是强忍怒火做了一个半小时的学术演讲。那一个星期，我过得很糟糕。这门课我讲过不止一次，但每次都会大幅度更新内容，每次课前一天熬夜备课到凌晨4点是家常便饭。但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只有我和我的博士生做了阅读。期末作业是一篇3000字的研究计划，结果不止一个学生问我是不是必须跟这门课有关，好几个人交了明显是其他课的研究计划给我。
我是2019年回国工作的，当年秋季招了5个学术型硕士生。这对我来说具有不平凡的意义。我自觉责任重大，因为研究生三年学得如何，事关他们未来的人生。学生开学初联系我指导时，我跟每一个人都单独见过面，跟他们说，我不要求也不盲目鼓励他们走学术之路，因为这条路很窄很苦，他们考证、“考公”、实习、出国，我都支持；我唯一的要求是读研期间认认真真读几本专业书，写一篇拿得出手的硕士论文。开学第一个月，我请他们去校门口的商场吃晚饭，饭桌上畅谈我对他们接下来三年的期待。吃完饭后我仍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到楼下的星巴克请他们喝咖啡，继续谈我眼中激动人心的研究课题，一直聊到晚上十点。那个晚上，我是掏心掏肺的。但三年之后，我发现那不过是一种自我感动。临毕业前，读着电脑里的学位论文，我再也没有当初的雄心壮志，只希望他们顺利通过答辩。
坦率地说，我上本科生课的积极性更高一点，因为至少上述现象没有在本科生课堂上出现，而且课后被学生围上来问问题的现象也只有本科生课才有。但我还是发现，学生对于教科书之外的书并无太大的阅读兴趣。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学难道不是读书的地方？大学难道不是充满理想、实现梦想的地方？大学难道不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地方？但在我目之所及的范围里所看到的是，大学生们并不读书，至少不读教科书之外的书；大学生们没有改善社会、造福人类的理想，只有保研、考公的目标；大学生们没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只有拿奖学金的兴趣。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学生，因为他们并没有“躺平”。他们在“做题”，他们在“搬砖”，他们一直在努力，这些都没有错。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磨灭了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样的激励性机制诱使他们以如此方式改善自身境遇，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再认为读书是自己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不要忘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可以为了买一本海德格尔的新书而彻夜排队，90年代的大学生以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座右铭，21世纪前十年的大学生为创业忙得不可开交。这一代人发生了什么？
原因有很多，比如我们缺乏有效的选拔手段，将真正对学术有兴趣的学生招为学术型硕士；比如本科生课太多、疲于奔命；比如本科生考试不能真正体现水平，却鼓励背诵；比如研究生课程缺乏体系、因人设课；比如大学老师忙于做课题却不重视教学；比如学术评价体系并不鼓励导师用心指导学生，却鼓励导师将师生关系变为“论文工厂”。但我想，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一代年轻人能得到的机会变少了。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如果社会的通道窄化，我们如何还能奢望年轻人有理想，如何还能期待他们坐在图书馆里一心读圣贤书？我们又怎么忍心指责这些“小镇做题家”呢？
(李钧鹏，社会学研究学者，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