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两年中文网络最富有生命力的词汇之一，“小镇做题家”的身影频频在各大社交软件、媒体平台上出现。

“小镇做题家”一词，最早诞生于2020年的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一群出身农村或小城镇的学子，依靠勤奋苦读“做题”考上名牌大学，本以为即将迎来新的飞跃，却在高校与社会生活中不断遭遇落差与挫折。于是，他们在豆瓣小组集结，分享人生的失败经验，并自我命名为“小镇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通过风马牛不相及的修辞拼贴，一个漫无边际的赛博身份由此诞生。这一命名最初充满了自嘲的意味，就像一个为了欢愉的徽章。但不同于“迪士尼在逃公主”等等同类修辞法产生出的赛博身份，“小镇做题家”背后折射出的失落可谓广大而弥散，真实而深刻。从1999年开始到2012年教育部喊停，中国大学的本科扩招整整持续了13年的时间。除本科扩招之外，中国大学还进行了研究生和高职的扩招。而这两个部分的招生规模至今仍在扩大。事实上，在过去20年时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因而，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盛景每年都在重现，但鲤鱼跃龙门却成为越来越罕见的传奇。

大多数小镇做题家最后的快乐，是高考结束被心仪的高校录取后的那个暑假。在应试教育的价值体系之中，他们终于成为了赢家，考取了国内顶尖的高校。他们灵魂之中——被苏格拉底称之为“灵魂的第三部分”的——激情，获得了满足。按照福山在《身份政治》中的说法，激情可以分为优越激情与平等激情；“激情是灵魂里渴望尊严获得承认的那个部分；平等激情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尊重的渴望；优越激情则是想被视作高人一等的欲望。”在高考中，小镇做题家的优越激情获得了满足。

然而，进入大学之后，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体系与标准变得相对多元。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一些人的社会出身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学校传播的文化，而不能接受其他文化。”多数小镇做题家囿于出身带来的行为惯习，在大学里依旧押宝在学习成绩上。他们希望借此换取一份体面而尽量高薪的工作，并在优越激情之下的苦苦支撑。然而，用文凭换取工作之间的惊险一跃，往往成为压垮小镇做题家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照柯林斯的观点，学校是一个学习效率很低的地方，而且学校教育与职业技能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管理和专业岗位中所需的技能大多是在工作中学到的。”

换言之，学生时代绩点名列前茅并不能保证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但后者却关系到小镇做题家的自我实现感。根据李秀玫、付宇、侯劭勋等的《“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研究显示，小镇做题家倾向于认为工作是“履行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在就业时不但在文化资本上处于劣势，更是背负着实现原生家庭希冀的沉重负担。在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大环境下，小镇做题家实在无力逆流而上证明自己。借由网络，小镇做题家以自嘲的形式完成了自我矮化的命名，也构建起稳固的身份认同。成为一种赛博身份之后的“小镇做题家”，“通过这种自我污名化的方式，对难以融入的社会结构展开一种自嘲式的对抗。”

然而，我并不认为小镇做题家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身份概念。不同于国籍、职业、民族等传统身份概念，流行于网络的“小镇做题家”更像是一件谁都可以披上的身份外衣。只要披上“小镇做题家”的外衣，就可以在网络“变装者舞会”的狂欢中发泄不满，寻求承认。每一种身份的背后，都是一种希望被承认、被看见的欲望。黑格尔说，驱动人类历史的是寻求承认的斗争。即使在网络场域中，我们无法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依靠各种标识，认定一个人是否符合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标准，当小镇做题家能够在网络上形成“爆梗”效应时，小镇做题家及其不满，便是真实存在的。在进入身份政治的范畴之后，小镇做题家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所指，而是一个崭新的身份，一种不被看见的、不被承认的不满。

那么，什么是小镇做题家的不满？很多小镇做题家梦寐以求的人生轨迹，是通过优秀的学习成绩，实现跃升，摆脱父辈的职业与生活。但这并不容易。事实上，将教育与阶层跃升捆绑起来，许诺优绩将带来美好人生，恰好是典型的优绩主义话语。优绩主义提供的图景看似公平，而且与小镇做题家高度相似。所有人通过考试和成绩决定人生的前途，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跃升。在小镇做题家的自我肖像中，也是如此。在小镇做题家看来，出身小镇更让自身的道德完璧无瑕，优秀的成绩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换取得来。

对此，迈克尔·桑德尔有过很精辟的批判：“不断强调要建立公平的优绩至上社会，社会地位要反映努力和天赋，这对我们解释人们何以成功（或不成功）的方式具有腐蚀性的影响。制度奖赏天赋及努力工作这一观念，鼓励赢家将他们的成功都视为靠自己取得的，把成功与否视为衡量优点的标准——而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虽然桑德尔所剑指的是精英的傲慢，但在小镇做题家身上，却也有着相似的傲慢。不难看出，看似公平的优绩主义，实际上并不公平，更不可能保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很显然，作为一套中产阶级的文化方案，优绩主义对于小镇做题家并不友善。但吊诡的是，小镇做题家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优绩主义营造的乌托邦里，小镇做题家们度过了学生时期。而当学生时期结束之后，小镇做题家却如十二点后的灰姑娘一般被打回了原型。优绩主义许诺的落空只是现实的惨败。更重要的是，漫长的应试教育塑造小镇做题家们的价值观念——他们服膺于一种伤害自己的优绩主义，却不愿意逃脱，因为他们人生的荣耀与屈辱全部来源于此。在《学做工》中，保罗·威廉斯聚焦于一群工人阶层的子弟。他们同样出身底层，但由于社会阶层高度固化，阶层跃升的通道已经关闭，他们早早地看到了人生的天花板。威廉斯称他们为“家伙们”。与小镇做题家们相比，“家伙们”洞悉了优绩至上的学校教育：“他们的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优绩主义让小镇做题家们尝到了甜头，也尝到了苦头。但甜头在前，所以在苦头来临时，优绩主义成为小镇做题家内心不满的来源。

作为当代青年个体价值实现失落的代表，小镇做题家的不满值得同情。不过，小镇做题家的不满也隐藏着他们自身的盲视。小镇做题家是优绩主义的受害者，却也在受害之中罹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沦为优绩主义的奴隶。换言之，小镇做题家及其不满的症结，就在于他们的观念先于其社会地位实现了“阶层跃升”。在学生时期，优绩主义或许是一剂强心针，让小镇做题家奋勇前行。但如果无法洞悉优绩主义的局限，优绩主义也会变成小镇做题家难以走出的价值迷宫。

(陈润庭，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作品见《花城》《山花》《芙蓉》《作家》《广州文艺》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