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鲁迅研究都是以瞿秋白的“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为中心，围绕五四时期和左翼时期形成了思想革命和共产革命两种解读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试图打破这个两阶段论：先是发掘出以《野草》为中心的后五四时代，探究其内面绝望的主体精神（汪晖）；后是追溯至东渡留学时期，重视日本鲁迅的研究，试图构筑一个以“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为中心的“原鲁迅”（伊藤虎丸）。这些研究在拓宽了鲁迅研究视野的同时，也间接挑战了已有的两种范式，不过它们既未跳出旧的两阶段论，也没有解决两种范式的割裂问题，更多是在两个范式之外建构了新说。
近些年来，一批学者开始将视野转向前期和后期之间的1920年代，探究国民革命时期鲁迅在北京、厦门和广州的文学和社会实践。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著作方面有我的博士论文《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2011年）、王烨的《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革命文艺运动（1919-1927）》（2014年）、朱崇科的《广州鲁迅》（2014年）、程凯的《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2014年）、杨姿的《“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2019年）等；论文方面有韩琛的《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2018年）、李玮的《再造新文学：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2019年）、张武军的《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2019年）、张洁宇的《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2020年）等。
这些论著挑战了既往研究的各种定位，譬如思想革命范式认为该阶段是“救亡压倒启蒙”的退化开始，共产革命范式认为该阶段是鲁迅消极彷徨找不到革命方向的过渡期，存在主义范式则认为该阶段确立了鲁迅内面化的孤独绝望主体，而在这些新研究看来，1920年代中后期实则是鲁迅积极参与新式国民革命、努力沟通文学和政治的时期。不过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更多是呈现了一个被既往研究遮蔽的国民革命阶段，以及鲁迅的积极主动性和社会实践性，但并未走出“重写文学史”思维，既没有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时期，更没有提供新的鲁迅原点和建构新的鲁迅形象。我曾在博论初稿中认为，“对这个转型期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看到鲁迅在转向共产党之前，实际有一个先左转向‘国民革命’的时期”，由此就构建了一个“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的新序列，虽然中间多了一次国民革命转向，挑战了瞿秋白的两阶段论，但实际还是将其视为一个过渡性的“转型期”。
也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激活既往研究中的“鲁迅中期”理念。早在1978年，庄文中就在《试论鲁迅中期思想及其转变》一文中，将鲁迅一生分为三期：“1881年诞生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为早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到1927年初为中期，1927年初到1936年逝世为后期。”1997年，徐麟在《鲁迅中期思想研究》一书中重提这一概念和三期说，不过分期标准从苏俄革命换成了“绝望的抗战”，由此“设定了一个鲁迅‘中期’的概念，以特指他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即《呐喊》《彷徨》和《野草》的创作期”。不难看出，徐麟和汪晖的思路是一致的，认为“鲁迅不是一位政治家”“中期的鲁迅正是一位哲学家的鲁迅”。
但无论是庄文中突出“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对鲁迅的决定性的影响”，还是徐麟认为鲁迅“堪与任何一位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相媲美”，都无法凸显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样貌，因而就有必要用“中期鲁迅”这个表征新形象的概念，来扬弃“鲁迅中期”这个表征阶段性的概念：一是坚持三期说，但将时间断限确定为1922年（五四落潮）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核心是“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年），包括重启思想革命、参与国民革命、反思国民革命三个阶段；二是基于鲁迅在此期间所发现的“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从既往的文学与政治、启蒙与革命的“对立论”，转向二者兼容沟通的“结合论”。具体来说，鲁迅在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打破了五四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分离状态，出了象牙之塔，积极以文学来参与国民革命，另一方面国民革命作为“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比后来的共产革命更早探究了民族民主革命问题，因而，“中期鲁迅”就获得了与“前期鲁迅/思想革命”和“后期鲁迅/共产革命”对举的“国民革命”支撑和“文学政治”基点，由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革命同路人鲁迅”形象。
之所以要提出“中期鲁迅”，其核心目标有两点。首先，是为了解决两阶段论所导致的启蒙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对立难题，试图通过“文学政治”概念的提出，建构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新文学观和新政治观。随着大众民主社会的到来，现代政治已不仅是上层精英也是下层民众之事，而鲁迅的国民革命参与，正在其解决了此前辛亥革命偏于国家上层制度改良和新文化运动偏于精英文化变革的单面困境。他创造了一个公共舆论平台，向民众输出新的革命观念，不但沟通了文化和政治、精英和民众，而且经由“文学”的方式重塑了民众主体和社会精神。因而，鲁迅不但从一个“文人”变成了托克维尔所言的“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而且在国家政治、政党政治、街头政治之外，创造了新的“文学政治”。
其次，是想依托鲁迅的国民革命参与和革命同路人形象，建构一个独立的属于其自身的“鲁迅革命传统”。在今天的全球左翼运动中，困境尤其表现为与资本的合流导致了“代表性的断裂”，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策略和鲁迅的“革命同路人”自定位，彰显出了文学激进知识分子的“永远革命”精神和介入批判性。所以，建构一个独立的“鲁迅革命传统”，就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瞿秋白所言，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