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10日，鲁迅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李何林展开信纸，提笔写下“邓副主席并烦转……”，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意欲删去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初稿中的全部题解提出异议。10月22日，李何林致信耿飚，12月17日又致信胡乔木，呈交的文件都是《为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向中央的汇报和建议》。今天年轻的读者或许未必知道“题解”为何物，但大致也能猜出结果：在胡乔木、林默涵的主持下，1981年版《鲁迅全集》最终删去所有题解，注释也大大精简。
时隔将近半个世纪，为何重提这一段公案？笔者当然不是要恢复题解——删去题解毫无疑问是正确之举，而是要指出李何林在这次论争中提及的注释繁简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李何林写道：“对其他‘知识性’注释（如某人、某社团、某事件、某运动、某学派、某问题等等）和生僻词语，也有多注、少注的分歧。”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坚持的正是少注的原则。李何林并列出了对方少注和不注的两大顾虑：“一怕喧宾夺主，二怕增加篇幅和定价”。这一点在林默涵的文章《关于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中得到了印证。林默涵曾说：“一般的难字，凡是《新华字典》上能查到的，大都不注，以免篇幅过于庞大，相应的书价也要提高。”关于注释的原则，林默涵也作了说明：“力求准确、简明、扼要和通俗易懂。”1981年版大体是在此原则下进行注释，2005年版也基本沿袭这一传统。
今天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笔者以为，时代语境与读者都发生了较大改变，《鲁迅全集》或许应该考虑增加注释。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的本体离我们越来越远，而鲁迅作品的受众主体则必然地转向“90后”及以下，鲁迅作品中的人与事对他们而言更加难以理解。我们应该提供更加友善的氛围，使得年轻的读者得以更加便利地进入鲁迅的世界。首先，建议增加生僻字词音义的注解。事随境迁，这已经成为阅读鲁迅作品的一大障碍。当年林默涵认为凡是《新华字典》上能查到的，大都不注，尽管现在网络搜索兴起，但仍是费时费力，影响阅读。既然能够注出，为何不注呢？这样可以省去读者搜索查阅的时间。鲁迅早期5篇论文中生僻字尤其多，以《文化偏至论》为例，其中如“拶”“苶”“踣傹”“磔”“欿”“芧”等都应该注出音义。其次，建议增加帮助读者理解的知识性、背景性注释。鲁迅的文章，尤其是后期的杂文，由于写作环境的特殊，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曲笔隐晦的修辞策略，如果没有较为充分的背景知识，初读者往往如坠五里雾中。这种情况在第5卷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篇目，本身是鲁迅在文坛斗争激烈时期的作品，论辩方法也较为巧妙，因而看起来文字清简，实际上不好理解，2005年版第5卷注释却比较简明，很多地方读后有语焉不详之感，似乎需要增补内容。
还需指出的是，鲁迅作品注释的繁与简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而应当兼收并蓄，也就是说，鲁迅作品注释应该多元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文社版的《鲁迅全集》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成为主导性的注释方式。鲁迅的作品已然成为国家层面的文学经典，成为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接近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经”的地位。中国古代经典注释方式非常丰富，包括传、注、笺注、集解、索引、正义等多种形式。相形之下，鲁迅作品的注释就显得过于单一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鲁迅作品注释曾有过一个繁荣期，形式多种多样，值得重新梳理和借鉴。仅举几例，张恩和借用“集解”的形式进入鲁迅旧体诗研究，研究成果结集为《鲁迅旧诗集解》（1981年），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必读参考书。张恩和有着鲜明的自觉意识，将研究工作与古人的集解、集释拉开距离，“不必将主要力量放在对诗句的研究上，逐字逐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尽量完全地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自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双百’方针，也谈点自己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这种方式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王士菁穷数年之功，注释和翻译鲁迅的5篇文言论文《说鈤》《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合成《鲁迅早年五篇论文注译》（1978年）一书。此书嘉惠士林，功德无量，可惜以后却未再版，也没有后来人增补或重译，例如《破恶声论》《斯巴达之魂》等都亟待翻译。1981年福建师大中文系集体合作的《〈辑录古籍序跋集〉译注》和1982年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释·解说》等也是同类成果。笺注这种形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鲁迅作品也有先例。1959年张向天曾有《鲁迅旧诗笺注》，对当时能搜集到的鲁迅旧诗作品，从写作时间、写作经过、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表现方法、字词含义等方面进行笺注，最后并加以翻译，引起林辰、陈则光等同行的注意。新近黄乔生作的《〈阿Q正传〉笺注》又接续了这一传统，不仅详注原作中的“古典”、今典、方言土语、风俗特产，而且更加重视“以鲁注鲁”、以同时代人注鲁，进行文本互鉴与史料排比，并借助小说文本细节深入阐释人物的精神世界。黄笺史料丰富，注释恰切，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阿Q正传》。
总结起来，我以为，鲁迅作品的注释应当繁简并行，注释方式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诚地期待鲁迅作品多种多样的注释本出现。
（作者单位：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