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世界文坛

我所认识的严绍璗先生

□刘建辉

严绍璗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几个月了。回想起同其交往的岁月,先生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不时地会浮现在我的脑海。特别是当我看到书房里至今还保存着的先生的来信、讲稿等时,由字及人,更感到一个鲜活的身影,就在我的面前。

这些天,一直想写些文字,来悼念这位对我如师、如兄以至如父的存在。但几度下笔,终未能就。细想起来,一是在我的人生中,曾有几个时间段,可以说是与先生朝夕相处,记忆中的画面,犹如一个走马灯,使我不知如何落笔。二是晚年的几次隔海通话,先生的声音,都还洪亮,直至临去世的一个月,才得知先生已患大病。对我来说,先生的离世,实在是太突然,太震惊了,以至于我至今仍无法接受这一突如其来的现实。

我与严先生最早相识于日本京都的日文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994年4月,先生作为客座教授来到日文研,供职一年。其间,恰好我也在此进修,双方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很快就无所不谈了。当时,先生54岁,长我21年。由于先生的谦和以及我的不逊,我们的交往从未因年龄受阻,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出游,一起访友。记得因日文研在京都西郊的半山腰,每天报纸送得较晚,我便在上班的路上购一份《朝日新闻》带到所里,两人边看报纸,边海阔天空地议论中日的“国家大事”,其乐融融。这件事,先生始终未忘,直至晚年,还经常提及,笑我为一个小报童。

1995年,在严先生的帮助下,我由南开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做先生的副手。在此后的五年多时间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始终都是在先生的关怀与照顾下度过的。我在比较所工作期间,一如在京都时一样,每周都同先生见上几面,在所里、在燕园咖啡厅、在彼此的住处。我们一起定课程,一起举办会议,一起接待外宾,一起出差……当然,也少不了一起长时间的“高谈阔论”。由于经常形影不离,以至中文系的王会计总是嘲笑我就像一个先生的“跟屁虫”。但就是与先生的这些频繁接触,使我就像一个“严门”弟子一样,从他那里学到了无论是学问上还是处理事务上的各种境界、知识与方法。受教于先生的这些,都足够我享用一生。可以说,在先生身边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离开比较所之后,我来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即同严先生的相识之地——京都日文研。最初的几年,只要有先生的博士生答辩,他都会邀我参加。我也借此机会,前往北京看望先生。而每次见面,先生也从未把我当外人看待,一切都如以往一样,始终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后来,由于所里工作繁忙,我回北京的次数逐渐减少,尽管利用召开国际会议的机会,邀请过几次先生来访,但大都来去匆匆,更多的是靠书信与电话联系了。

2008年,为纪念严先生出版其毕生巨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文研专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及庆祝会,会议邀请了多位日本中国学的前辈,如安藤彦太郎、户川芳郎、兴膳宏、小南一郎等,数十位中日友人无不高度赞扬先生的壮举,一起举杯为之庆贺。其间,先生在京都小住数日,我们又得以尽情交谈。还有一次,2013年6月至8月,基于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日文研再次聘请先生访学,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让我又能近距离接触先生,共度了一段宝贵的时光。

严先生去世后,很多学友纷纷发文追悼,对其学问、人品等,均从各自的角度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每每读到这些文章,其中讲述的各种“故事”,无不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先生的认知和理解,亦愈发让我敬仰这位“共事”多年的先辈。下面,我也来讲述一下我从与其交往的点点滴滴中所认识的先生,以此让我们再一次深切地缅怀他一生走过的足迹。我所观察和认识的是:

严先生睿智。与先生交往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先生的聪明。日文研里,曾有一位提出日本海洋文明观的学者,当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时,先生马上就嗅出了其中的危险,指出这是在切割历史,是为日本创立独自文明观点服务的。先生这种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地看清对方或对象本质的智慧与敏锐,在其工作与生活中随处可见。只要读一下他为后学们所作的书序便可知,篇篇都直指核心与要害,又能在更高的理论或实践层次上将其归纳、总结,并加以赞扬。

严先生勤奋。上世纪80年代,先生每天带上两个馒头一壶开水“泡”在北京图书馆里的故事,大家已有所知。在其60岁出头后,一到暑假,我去日本期间会将房间借给他工作,每次回来都得知,他是在没有空调的状态下,冒着近40度的酷暑,夜以继日地整理、抄写那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的卡片。听先生讲,他的第一部著作《李自成起义》(中华书局,1974年),也是于同样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圆凳上完成的。

严先生健谈。严先生爱讲话,很多人都会有同感。由于他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学问,每次都会讲上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直到大家催他回家。从家史、北大史、“文革”史、中国史、日本史到他师长、同学、同事、国外友人等的个人趣事,可以说是无所不谈,无所不讲。就连平时自诩善谈的我,在他面前,也只能是一个默默的小听众。但看似聊天的这些讲话,都有很大含金量。在日文研时,先生经常会在茶余饭后给这里的中国学者和学生讲“故事”。一位已毕业了的同学后来说,他的很多有关中日两国的知识,特别是一些书本之外的知识都是听严先生讲话获得的。

严先生仗义。严先生在校内行政上,在国内外学术界均身居高位。但谦和的他,面对“弱者”,总是会及时伸手相助。我见过无数人找他商量考研、就职等事宜,他都做了相应的安排或合理的建言。一次,一位报考先生博士的学生,因本人不在国内,无法办理相关手续,为了能够让其顺利报名,先生亲自几度往返于科研处与中文系。看此情形,还是王会计调侃道:“是你考学生的博士啊,还是学生考你的博士啊?”先生付之一笑,只是说:“她人不在,她人不在。”还有一次,我俩从国外出差回到北京,在机场过马路时,我差一点被疾驰的公交撞到,先生挺身而出,冲着司机,用外人看来非常文明的“粗话”,大骂了一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先生骂人,但心中着实被其勇敢和仗义所深深感动。

以上这些,都是我经历的先生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或“细节”,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即使只是这桩桩件件的“小事”,也足以让我们领略先生为人、为师的不朽风范。

2022-12-30 □刘建辉 1 1 文艺报 content68139.html 1 我所认识的严绍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