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中有“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类也。理，分也。”可知“伦理”一词最初即与事物的秩序有关，其最基本的含义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伦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主体间”的问题，只要处于“关系”之中，伦理问题就无法回避。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的艺术呈现，如聂珍钊所言：“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小说中伦理叙事的转型反映了一个社会思想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变化，这对于考察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国民精神的转变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现代转型（1898-1927）》一书的价值正体现在这里。

该书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898-1927年间，这30年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到君主立宪的短暂尝试，再到民主共和、复辟帝制、军阀割据，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带来社会思潮的纷乱混杂，家庭伦理的演变更是天翻地覆，对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庭伦理叙事进行研究无疑需要宏阔的视野、丰厚的知识储备和审慎的理性思辨精神。不仅如此，这一时段也包含了新旧文学的转换，自然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历史眼光，《中国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现代转型（1898-1927）》一书就是在这种整体性的视野下对新旧变革之际中国小说家庭伦理叙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在结构上呈现出“纵横交织”的特点，既有纵向的历时性梳理和比较，又有横向的条分缕析，结构上的清晰明了、张弛有度，彰显了作者思想的澄澈和说理的透辟。

作者在开篇即表明，“本书试图回答的是：中国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如何在戊戌、五四两个时代的先驱们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现代转型”。因此该书最重要的特点是将文本分析纳入到动态的历史过程之中，对特定年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进行尽量客观的还原，呈现出作者自觉的历史意识。观念的转变并非立竿见影药到病除，而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藕断丝连、牵扯不清。作者将转折时期观念变革的艰辛、反复、迂回的复杂样貌如实呈现出来，这恰恰是面对历史时应该具有的不畏难、不厌繁的学术态度。该书还注重重返历史现场，赋予尘封的史料以鲜活的生命力，在生动的讲述中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例如，在分析吴虞的“非孝”思想及其来源时，追溯到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尤其是对他所遭遇的家庭苦趣的呈现，使人们对其思想的成因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关于爱情定则的大讨论由历史上的一件“桃色新闻”讲起，生动有趣地还原了当时青年们关于爱情问题的不同态度。作者在论述中尽可能地保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不求全责备、不非难时人，结合具体的历史阶段进行分析，直面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曲折甚至倒退。

如果说厚重的历史感体现了作者对客观事实的尊重，那么揭示历史表象背后的本质则体现了作者的理性思辨精神，既能入乎其内重返历史现场，又能出乎其外把握全局拨云见日。很多时候历史的真相并非一目了然，特别是当历史成为某种史观的例证，被大而化之地编织进不可逆转的宏大叙事传统，一些支流、潜流甚至逆流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遗忘了，这就需要研究者勇敢地质疑、严谨地求证、大胆地纠偏。例如，关于清末民初父子关系、两性关系的转变，人们更多地归因于教育的发展、新思想的传入、自我意识的萌芽等，该书则专门论述了家庭伦理观念的转型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成为国家的隐喻，个人对国家的义务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家庭伦理中，两性关系是最重要的话题，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洞察熔铸了女性研究者特有的生命体验。例如，作者对恋爱问题中男女心理上的微妙不同进行了细腻的分析和比较，“处于新思潮影响下的男性们，在与女性的恋爱乃至婚姻关系中，仍沿袭了千百年来的因性而爱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女性都是猎物，而他们是狩猎者；女性都是物品，而他们是抢夺者、占有者。当他们想全身而退时，可以不负责任，让他们该和原定丈夫结婚的结婚，愿意独自承担抚养孩子责任的独自承担，愿意死的就自行了断。他们可能会忏悔，然而那忏悔中，也未必不会掺杂着担心自己的前途会受到影响的成分。”这段具有精神分析色彩的论述直指婚恋关系中男性隐秘而幽暗的心理，更令人震惊的是，作者发现这种心理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这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在技术主义极度膨胀的当下社会，“伦理”往往成为一个过于陈旧落后的词汇，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情感纽带常常被冷漠的利益关系所取代，在工具理性的引导之下，人丧失了蓬勃的爱与恨的能力。尤其是进入人人自危的后疫情时代，人们面对更加严峻的情感危机，抽空了伦理道德的维度之后，人最终的结果是沦为“单向度的人”。是时候寻回那丧失已久的对于人伦秩序的热忱了，因为关注伦理问题就是关注人如何像人一样生活，这或许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