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自面世以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热议，评论家和读者们已经从多重维度再次感受到了叶弥一以贯之的“天真”与“冷峻”。迟子建曾经说：“叶弥笔下的世界，从来不是清晰如目的，它常常是混沌未开的，处于烟雨蒙蒙的状态。”（《美哉叶弥》）《不老》延续了这样一种混沌性、多义性和复杂性。“因为爱，所以不老”，围绕着主人公——一位从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传奇女性孔燕妮，我们看到了爱情在特定的历史“间隙”中的躁动不安和元气淋漓，也看到了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艰难和果敢。但爱或爱情并不是《不老》的叙事目的，叶弥深知爱的力量，也深知爱在我们的文化里形成的某种“迷障”。在让·波德里亚看来，爱早就“变成了我们深受感动的文化的主题词，变成了我们语言中最强烈的情感表达的主题词，但也是最冗长、含混和费解的主题词”。爱因此异化为“一种普遍的答案、一种理想的快乐期待、一种融合世界关系的虚拟”，成为某种“主体的幻觉，绝佳的现代激情”（《致命的策略》）。所以，我们不能让爱或爱情停留在某种“快乐期待”“主体幻觉”的心灵鸡汤的层面，必须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具历史意识的态度来理解《不老》之爱，思考《不老》内部贯注的某种问题性和当下性。
评论家李德南认为，“叶弥无疑是当代作家中颇具历史意识的一位”（《转折时期的心迹与心学——叶弥论》），她的代表作《天鹅绒》《成长如蜕》，以及长篇小说《美哉少年》《风流图卷》无不蕴含着深沉的历史省察，而《不老》尤其凸显了一种清醒、冷峻的历史意识，它本身就是一部融合了真诚的历史意识、复杂的时代精神和丰富的历史想象力的多重复合型文本。《不老》的时代背景是1970年代末期，也即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预热期，这样一个历史间隙对于中国当代思想和当代人的变革、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当代性的重要起源，也深刻关联着当下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的症候。这正是王尧所说的历史原点：“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和生活原点是从哪里开始的？叶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起点，同时也是我们的思想生活原点。”（引自《不老》研讨会发言）
叶弥把这样一个历史原点作为《不老》的历史背景，显然是她的历史意识以及与这样一个意识有关的省察、反思的结果。作为那个时代的部分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叶弥还原和重塑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和症状，也通过一种全新的历史叙事有力呼应了思想史中的重要事件、文学史中有着精神关联的重要文本，从而形成了《不老》潜入历史和文化深处的多重对话性、互文性。精神创伤、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公共性，大致可以勾勒出那个时代文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不老》也正是从这几个方面开始它的历史回溯和精神漫游。主人公孔燕妮、俞华南，以及更多的小说中的人物，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时代“伤痕”“创伤”，甚至“精神疾病”，正彷徨地处于时代、人生的十字路口，类似于1980年代初期引发全国性人生观大讨论的“潘晓”。但在背负这样的历史创痛的同时，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们热爱生活、“相信未来”，想象和追求着自己的“青云岛”“白鹭村”，无不散发着动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无不充溢着丰沛的生命意志和未来意志，这构成了“不老”的真正的精神质地和文化肌理。那是一个“大写的人”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词”的时代，我们在《不老》中看到主人公们热衷于讨论自由、爱情、美、善良、灵魂、黑暗、光明、未来、历史……他们有着浓烈的政治情结和真挚的公共关怀，随时都进行着公共演讲、公开辩论，豆浆摊（类似于《芙蓉镇》的豆花摊）、文艺沙龙和留言墙等公共空间中，到处都能看到他们高谈阔论国际国内形势，为政治时势和国家发展争论不休。因此，《不老》的语言风格、叙事节奏、人物性格特征（尤其是青年群像）和文本氛围，很容易让我们想到1970年代的潜流文学和其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潮流及相应的文本，比如《波动》（杨迅、肖凌与孔燕妮、俞华南的相似性）、《晚霞消失的时候》（南岳长老与不老和尚）以及《公开的情书》《爱是不能忘记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应该怎么办》《醒来吧，弟弟》……而孔燕妮的爱情观、身体观和个体遭际更是直接呼应着那个因为《一个冬天的童话》而在1980年代引发轩然大波的遇罗锦（也包括《对第三者的审判》这样的文学作品）。而与孔燕妮有关的诸多女性形象，尤其是高大进、谢小达这样的女性革命者形象，更是能让我们联想到之前和之后诸如丁玲、韦君宜、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艺术家们的历史遭际，从而引发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追求自由和权利的艰难历程的喟叹和思索，也充分印证了迟子建对于叶弥塑造的小说人物的评价：“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历经三生三世的人。”（《美哉叶弥》）
但《不老》的历史呈现并没有落入尼采讥讽的那种“历史学热病”的窠臼，叶弥娴熟地运用小说家的历史想象力，把她自身的历史意识、当下关怀，与小说人物的历史遭际、纷繁驳杂的历史图景扭结在一起，借此直面隐藏在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中的那些欲说还休的噬心主题。改编过叶弥小说的导演姜文曾说，叶弥有本事，她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陌生的故地”。《不老》同样把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原点、历史间隙，重铸为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叶弥在《不老》里说“大家都在时间里不停地流动”，也借俞华南之口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野，只是一种幻象”。所以，与其说《不老》在直面历史，还不如说它是力图迫使我们直面当下。尼采认为：“历史学在三个方面属于生者。它属于作为行动者和追求者的人，属于作为保存者和敬仰者的人，属于作为忍受者和渴求解放者的人。”我们只有把叶弥的历史意识和她的叙事努力放置在这样一个维度上考量，才能真正理解《不老》所创造的这样一个“陌生的故地”的历史感、现实感和永恒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