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早年有一篇散文《收脚印》，开头写：“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假如收脚印，像拣鞋底那样，一只只拣起了，放在口袋里，掮着回去，那末，匆忙的赶完工作，鬼魂就会离开人间。不过，怕不是那样容易。”离开了肉身的魂灵要捡拾自己的脚印都不那么容易，如果一个人要在生前收拾好自己心理上的沉重脚印，恐怕是更难的吧？这样看，三盅的《轨》应该就是这样迎难而上的作品：“面对自己的过去，怎就随手翻篇了呢？总要跨越时空回到原来的脚印上再站一站吧。”
从主要人物之一的出生算到叙事时间结束的2015年，小说的时间跨度有80多年，空间涉及杭州、青岛、北京、青海、黑龙江等，差不多是一部长篇的时空选择。这样长的时空段落，不但具体情节要点面俱到，还需攒着力气交代心理脚印的来龙去脉，就难免要挑选典型，压缩相应的过渡和闲散笔墨。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乍读小说的时候，会觉得行文有点跳跃，涉及的人物有些多，不少前因后果是用议论性语言交代的，并非顺理成章的自然嵌合。不过，只要开头的时候稍微耐心一点，很快就会看到作者的用意。
小说开篇明义，“时代是人性的总和，没有人能凭一己之力自赎其罪”。也就是说，这是一篇跟赎罪有关的作品，用前面的话来说，小说的重心，是写人物捡拾自己心理脚印，进而与生活和解的过程。能够看出作者精心构思的是，三个主要人物的重要犯错行为，正好对应三个不同的时代。
重重压在任天来心上的脚印发生在特殊年代。任天来虽然顽劣，却并非天生恶德，相反，他“生性悍勇好斗却从不对老弱妇孺下手，更是以鸡鸣狗盗为不齿，让他当街打打杀杀绝无二话，每逢入户就颟颟顸顸磨洋工”。可在一次磨洋工的过程中，他不小心挖到了李家老人藏在地下的唐伯虎真迹，招来的人拿走了李家这最后一点家业。“正当任天来无以自处，迎面骨冷不丁被人踢了一脚，哇了一声，回过神来发现李家的大女儿已近在眼前，补赏了他一个‘呸’，旋即怒转而去，甩给他一个清丽高贵的背影。那背影像极了他的过房娘。他四下望了望，低下头不敢声张。这一脚不重，却踢进他灵魂深处，头破血流疼了整整一生。他震惊于自己竟如此孱弱，如此卑贱鄙陋。”
任天来的过房娘蓝珊婷留下可怖的心理脚印，是在支边期间。那时连年饥馑，大家都吃不饱饭。有一天，门口来了两个小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蓝珊婷支起锅，从见了底的米缸里抓了一把米，犹豫了一下，又抓了一把……如此，两把米救下两条小命”。这原本是一段善缘，可在这过程中，她有意无意忽视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已无力下床的事实，只留宿了孩子，却没有去管那位母亲。孩子回家后，母亲已经死亡，就此种下恶因。“那个夜晚她并非全然疏忽了刘耿的母亲，她亲耳听见小家伙的梦中呢喃，只有她听见了，她明明有机会救下那位可怜的母亲”，此事“犹如胸中块垒，历经数年挥之不去，偿还无门”。不止如此，这个内心的脚印因为没有及早捡拾，留下的心理阴影越来越大，导致她后来不去追究致儿子丧生之人的责任，引发了丈夫史开明对她持久的冷漠和愤恨。
那个当年的可怜孩子刘耿长大后，又回到基建厂，其时已是改革时代。蓝珊婷夫妻带着女儿返城，儿子史东强因故留下，并阴差阳错地跟刘耿建立了关系。不久之后，史东强意外身故，厂方的解释是，“那晚东强在自己的宿舍请刘耿喝酒至深夜，然后送刘耿回家，返途走岔上了铁道，后醉卧铁轨，被火车车轮碾成三截”。而真正的过程是两人喝酒后，史东强醉卧铁轨，刘耿本有将他拉走的机会，谁承想他这时竟想起母亲饿死家中的情景，“画面如此迫近。多年来他一直本能地抗拒那一幕，而此刻面对一个具体的人，与娘亲的死扯上了关系的人，那一幕较之以往便突然放大了百倍，深刻了百倍”，一念之差造成了史东强的死亡。尔后良心找上了刘耿，“这事一直憋在我心里，这么多年快把我憋疯了，今天毫无保留交代出来，全录下了吧？你既然是东强兄弟的妹夫，代表史家来找我，那接下来看你想咋办，要杀要剐要见官，都是我的报应，只求尽快还上这笔债，死了也能超生”。
之所以如此连篇累牍地复述，一是可以由此看到，有意或无心的过失，经过岁月的发酵，会变成什么样子；二是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过错绝非单一发生，而是相互牵连的。大概在作者看来，没有一件事是独自生成的，时间和空间里发生过的一切永远彼此纠缠，善与恶彼此关联，歹意与良心互为镜像，犯错与忏悔因果相续。那些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要生根发芽，蔓延成谁也不曾想到的样子。就像一道长长的铁轨，千里之外列车的行进，竟给远方带来了一丝微颤，我们要根据这微颤来推测列车的行进和里面乘客的情形。
不止如此，除了给出过错在人世的样子，作者还集中自己的力量，探索如何化解这一切。李家大女儿那愤怒的一脚，让后来的任天来痛苦不堪，却也就此变得慷慨仗义，遇事能够冷静对待，“与过去的自己互为印证，互照镜子，参透了因果，才知一切对不对、值不值，才知未来的进与退”。蓝珊婷在自己当年的过失和是否对刘耿追究上一再犯错，却也由此促成了她不断地自我反省，到老获得了某种带有遗憾的平静，“有时我想啊，来世上走这一趟完全是来赎罪的，我爸的罪、丈夫的罪、自己的罪……可临了谁的原谅也得不到，所以妈最理解不被原谅的苦。可惜啊，人生不能重来”。而刘耿在经受了成年累月的折磨之后，也终于等到了可能的倾吐机会，“我一直想见蓝阿姨，也盼着能去东强和老爷子的墓前磕头认罪”。
这些捡拾心灵脚印的过程和结果，看起来都没有那么彻底，似乎是从人间的狂风骤雨中强自撑起的一片安稳，却差不多也是人能够获得的较好的安慰了。这一切不光是因为人自身的局限，还因为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外在环境，没有人能在复杂的因果里自赎其罪。
当然，《轨》写的不只是过错与忏悔，还有作者的各种人世心得，比如父母与孩子的恩怨关系、爱从激情到相处的转化、人物性格在具体情景中的不同表现等，都时有精彩之处。尤其是对另一重要人物史开明的临终观察，更显现出生活坚硬的质地。史开明在去世前也不肯对妻子说句软话，表达这一生的感谢或是遗憾，而是诚实地说出，“都说时间能治愈一切，没错，但它也在一刀一刀杀死我。我心里大约有数，要能再给我十年，我还能做回以前的史开明……在这一点上，我也要请你原谅，我走不到能原谅你的那天”。这些话如凌乱的枯骨，支支棱棱撑持在时代和人性的荒野上：“尽管那个拜伦式的英雄自打流落异乡便告消亡，泯然众矣，继而身在渠堑与世浮沉，可他一生的倔强却在最后凝练为诚实二字。他对自己的心绝然诚实，如桃核般沧桑而坚硬，就连留给世界最后的话，也是近乎残忍的诚实。”
话说得有些沉重了，来讲一个劳伦斯·布洛克的故事吧。有一天，布洛克想到一个巧妙的设计，让谋杀案的受害人自己当侦探来破案。小说最初的构思是，让被害者阴魂不散，恐吓杀人者坦白罪行。过了些日子，设想改变了，被害者并非已死，而是在濒死之际复活，着手调查自己的谋杀案。后来构思几经变化，到最后，“在写作时，另一件有趣的事，是主角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将凶手绳之以法。他在调查每位嫌疑人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每个人的未了心结，依次清理了自己的情感问题。这样，到了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濒临死亡时，他得以安详地离开人世”。如果不避嫌疑，是不是可以说，布洛克的这个说法，跟开头收脚印的说法有些相似？无论什么小说，包括眼前的这篇《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帮人安心收回自己的心理脚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