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飞：从18岁发表长篇以来，你的写作跨度20十年，作为一个“老”作家，你的作品主题也从校园文学逐步变成了关注现实，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写作能分为几个阶段，以及特点。

肖 睿：我出第一本小说的时候17岁，2001年。那本长篇小说的名字叫做《校园检讨书》，在当时的文学界属于一声新啼。余华老师为这本小说写了序言，莫言老师也写了推荐语。这本书在教育界也引起了一些讨论。那个阶段我又出了两本小说，一本叫《一路嚎叫》，周国平老师作序。一本叫《我考》。这两本小说和《校园检讨书》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三本小说其实都是在讲一个少年，他面对学校、社会和家庭，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很多尖锐的问题。

后来我上了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视剧剧作专业。上大学和刚毕业那十年，我一直从事影视剧本创作这样一个工作，要养家糊口。小说创作很奢侈，暂时被我放在了一边。我在2013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小说，叫《生生不息》，发表于《十月》。2014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小说，叫《猎云记》，发表于《中国作家》。《生生不息》讲的是我故乡鄂尔多斯沙漠上的一部生命史诗。当地治沙的一个家庭，坚持了几十年。其中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数不胜数。《猎云记》讲的是成吉思汗六征西夏，然后和西夏王国的一名王后之间的传奇故事，在历史上是有这个说法的。

通过写故乡，一个从少年时离开家乡的青年作者终于找到了文学现实的写作依据，这是写作者必须要经历的。写完这两本小说之后，又过去了三年，我考上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联合招生的第二届创意写作研究生班。在学校，我得到了很好的系统的文学熏陶。

从2017年到2023年，写了四本小说。分别是《打雪仗》《太阳雨》《草原布鲁斯》和《纯真时代》。它们都是包裹在悬疑故事下的现实题材小说。

《打雪仗》和《太阳雨》发表在“ONE·一个”，前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太阳雨》和《草原布鲁斯》今年将会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纯真时代》正在修改中。

顾 飞：你把这20年的写作过程归结为三个大阶段，在这些阶段里你的思想又经历了哪些变化？

肖 睿：一个写作者思想上的变化，一定是和人生境遇相关。《校园检讨书》这本小说是根据我自己亲身经历书写的。当时我喜欢文学和摇滚乐，偏科严重，老师同学看我像异类。我在学校觉得很压抑。因为当时的教育是唯考试论，唯分数论，像我这种学生，并没有犯什么错，可天天不怎么受人待见。所以，“愤怒出诗人”，我在课堂上写了这本小说，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本小说会出版，然后在学生们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文坛和教育界的前辈们也很关注，对这个小说进行了一些讨论。

我现在回忆那本书之所以受到关注，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写得有多好，而是在于它拥有文学性的“真”。这也是我到现在还追求的东西。《一路嚎叫》和《我考》也是。它们记录了一个少年对世界的懵懂印象。这个少年是个提问者，像《皇帝的新装》里结尾处搞得大家都很尴尬的小孩。这些纯真的问题在如今的我看来是无解的，没有答案。

2004年到2013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从大学到社会，最主要的是想办法在北京通过工作活下去，在社会上找到一个自己存在的位置。在那个状态里，有时我会悲观地想，我哪里还有空间写小说，什么是文学，我都忘了。每个人都一样，初到社会，将来究竟怎么办，前路渺茫。因为作为一个高中生，你可以说自己是孩子，可以游手好闲，很纯很真地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你的身份是一个幌子。但是你上了大学，你走向社会，那你不可能再旁观了，必须和社会和生活发生真正的关系。

在漫长的十年中，我发现其实年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要远比我在之前这三本校园小说当中所描写的更为复杂，也更为深沉。虽然我晕头转向，活在虚空中，但也积累了大量的文学性认识和写作素材。

写《生生不息》和《猎云记》这两本小说前，我十年没有再从事过文学创作。因为我觉得我像个浮萍，北京和我从事的工作无法给我任何书写的感觉。当我知道《生生不息》主人公的真实事迹之后，心胸一下子被打开了。我觉得，人从生到死的成长过程，就像他们在种树，有种生生不息、前仆后继的劲儿。这是人生活的本质，你要去坚持那些好的善的理想的东西，不要被那些坏的恶的东西吓倒，被那些浮华的夸张的东西所吸引，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可能都看不到树长成的时刻，但你知道，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

这个过程，太像生活本身了，生活不就是在石头地里种树吗，你必须得勤劳，它才能产出果实。

我把这个认知投射到了《生生不息》的创作当中，写我故乡的事情。我突然发现脚踏实地了，找到根儿了，语言和人物生长就像是血一样，在我的身体当中自然流动。我没有怎么构思，它就自己生发出来了。其实《猎云记》也是同样的一个事情，是寻找自己的根。

当我考上鲁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时，我已过了35岁。在那时，经过《生生不息》的历练，我在文学上的焦点更清晰也更强健了，就是我要写和我息息相关的人。他们让我心悸，也让我感动。我要写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时间当中的变化，又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我们又留下了什么。这是从感性上的领悟。在理性上，我清楚地认识，书写我们自己，就是在书写时间中激变的中国。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现实主义的精髓，我希望用这个认知，再去继续创作小说。确定方向后，命运再一次把我的写作拉回了家乡，我回忆起十年前发生的一次规模非常大的庞氏骗局，导致所谓鬼城这样一个现象，引发世人瞩目。其实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很美丽很温暖。但是骗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这种连锁反应，其实并没有结束，甚至只是开始。它像一次人群在精神上的核变。我从中发现了一座文学的城市，一座人情人性的实验场。有无数的这种神奇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着。我觉得这座想象中的城市符合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所以我持续关注、调查走访，写下了以《打雪仗》为代表的“金市”三部曲。用悬疑小说讲人的变化。

其实我这22年在写作方向和审美倾向上并没有发生那种质的变化，而是在一条道上扎得越来越深，都是在写我身边的人和事，在写我心中所谓的那个现实主义。虽然有的时候我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说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或者说是加一些悬疑类型的外壳，但也只是出于对写作本身创新维度上的一个考量。然后，唯一的变化是针对现实的认知，从少年时候的懵懂感性，到成年之后的更理性的和更有深度地看待。

顾 飞：长篇小说《生生不息》写了草原三代人的治沙工作，主题不罕见，但你的叙述却另辟蹊径，基本抛开了线性叙述加抒情的传统路子，甚至带有几分魔幻现实主义，从而让一个常见的小说主题变得面目生动。能否谈谈你创作思路的形成过程？

肖 睿：就像您讲的，“治沙种树”的确很像新闻报道，文学性在哪里？当时我也考虑了这件事情，一个直觉是如果光写种树的话，其实这个事情的意思并不是很大。但是当我发现种树和生活是属于同一件事儿的时候，那它打开了我的文学想象力。当时我十年没有写小说了，但是潜意识当中还是一直在思考，小说究竟是什么？我这一代中国人的小说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它能以什么样的形态去呈现今日中国人精神层面的生命力与困境？

我的文学素养基本是欧美现代派。像卡夫卡、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是我的翅膀之一。而且我也经受了系统的电影教育，我心里头其实有一个被叫做剪辑思维的认知。它让我看待生活时总会像一个导演，是抽离出来看戏。在我的眼里，时间其实并不是线性的。它有开始、发展和结尾，但未必要按照这个顺序来。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小鸟和植物也可以讲述他们的生活。人有生有死，但是生者可以和死者一块说话。

其实在鄂尔多斯大地，人们相信万物有灵，也有着很多的神话与传说，在宇宙观、生死观和时间观上这些古老的故事和我的认知类似。当我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这来自于大地本身的神话系统血乳交融时，主题就产生了新的结构。这个自然的结构也源源不断进入到了故事本身，给了小说一种活力。它是跟着人的心走的，以碎片式的形态去呈现。这本小说就像是我们鄂尔多斯的民歌一样，大家一起在合唱着悲凉的歌曲，似乎是在和自然交流，但是，又饱含着对生命本身的敬畏。《生生不息》在我看来，治沙只是一个动作，而真正讲的是生命，世间万物对生命的敬畏。

顾 飞：如果说《我考》《一路嚎叫》还是明显而略稚嫩的校园文学，那么到了《打雪仗》，则完全是现实主义了。虽然它表面上像一个罪案小说，但只要读过这部作品，都会明白它的叙述宗旨绝不仅仅想表述一个罪案故事。它还观照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诸多现实问题，人们关于金钱的、欲望的、道德的、人性的等等问题。这让它内在远比单纯的罪案故事来得沉重、庞大、深刻。可否就这个问题展开说说？

肖 睿：有人说肖睿现在在写悬疑小说，比如《打雪仗》《太阳雨》，甚至还是带着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悬疑小说。

我个人不是多么喜欢悬疑这种类型叙事，但我觉得今日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我们赖以生存的系统似乎就是迷宫。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是出谜的人，但又好像是解谜的人。我们要解的是我们心中的这个谜语，“我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这是我们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悬疑小说无疑是对于这种思考最好的一种文学承载方式，它可以让作者很深地进入到人内心当中。这样的例子比如《暗店街》，比如《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从我的认知来讲，其实我现在创作的就是完完全全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们觉得魔幻的部分，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已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太阳雨》当中写到了一个人为了彻底消失，葬身于马群。这个就是鄂尔多斯的传说，王公贵族们当时就是让马群踏平了自己的坟墓，彻底消失，以免被人盗墓。

我写到的金市，非常暴发户风格。到处都是金光闪闪，连每一片雪花都闪烁着金光。这个看似非常魔幻。如果我们真的去过一个祖国正北方的高原，就会发现那儿的阳光特别的灿烂。当雪停的时候，四处就像闪烁着金光。魔幻现实主义在我看来只是在系统处理现实时裂缝里遗留的那些对现实的个人记忆。我把很多针对当下一些更大的更深的生活经验和文学思考挪到了金市这个地方，挪到悬疑的框架当中。我发现金市的格局越来越大，它超出了我之前预设的庞氏危机主题，它可以是失去故土的牧民移居之所，也可以是电影行业中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里的人可以去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人也会来到金市。它在慢慢生长。这也是悬疑类型和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带给我写作的好处。于是各种各样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现实汇聚到了这样一个舞台上，它更加斑驳灿烂。

当你找到一个有根基的文学性舞台之后，你所有的文学性的思考，美学上的思考就都可以放在这里面。而我觉得这个是小说的精髓。小说就应该像杂烩一样，不是一个很纯的东西。只有杂烩才能够显出来时代含糊的那一面，那个无法去认清楚的东西，才是现实。

顾 飞：现在有一种小说像剧本，就是作家在创作时就带有这种投机性的动机，意图明显。也有因为剧本成功变成影视作品后改成了小说的例子。从我个人阅读和对小说的认知而言，这两者都是对小说的伤害。你出身于电影学院文学系，也一直在创作剧本，也写小说，这两者如何实现不冲突的兼顾？我指的是在文本实践上。

肖 睿：在我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小说其实是要把一切外在的东西抹掉，只有这样，作者才能够进入到人的内心最含糊的地方。文学藏在混沌之中。电影更像是要把人内心的一切都捞起来，让它变成外部的动作，很清晰明确地像烙印一样打在观众的精神上。从二者自身的本性而言，它们是相悖的。但在追求上，这二者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表达了人本身对于存在的忧虑和希望，对于人性的思考。

我的策略是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这样，我反而会觉得从事电影剧本的工作会给我很多单纯从文学角度上面来讲没有的启发，包括像我之前提到的剪辑性思维。包括像我也会学习好的制片人和导演对于生命的想法，对人性的思索。有的作家爱去菜市场找灵感，有的作家爱去监狱找素材。而我就热衷和影视圈的人聊天，因为影视业是最能代表当下发展趋势的热门行业。各种人会有很多各自的角度。这些角度，我认为也是对我文学素材的丰富。大家相互启发，相互补充。

回到文本创作上面，我其实一直觉得，是我的就是我的，如果说我的写作中有东西被改变了，其实那个东西就不是我的本真。即使不写剧本，也会有其他的东西改变我。一个作家最本真的东西是无法被改变的，就像我每次写小说，不是我要写，而是书桌好像在对我说话，是它让我写。所以作者要知道自己的本真是什么东西，牢牢抓住它，不把它弄丢。

我也会在小说创作里进行很多实验，包括多声部，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也是有意而为之，我就是为了不被影视化所干扰。我想写根本没法拍成电影的小说。我看似好像在写悬疑小说，这是有利于去改编成影视剧的一种类型化叙事。但我越是去做一个完整性比较强的闭环故事，我就越会很自觉地给这个闭环故事制造障碍。

“自觉”是作者最强大的力量，当你拥有了它，就再也不会被任何事物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