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于2022年11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继《七剑诗选》《新性灵主义诗选》之后,“新性灵诗学三部曲”的第三部,收录了作者龚刚的两百多首新诗。诗集由7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序曲“五首历史狂想曲”、终曲“荒原之后”以及“时间与记忆”“怀念与反讽”“轻与重”“空间与想象”“诗意与非诗意”等辑。这些诗歌气韵灵动,诗意悠远深厚,彰显了作者鲜明的个性,体现了其会通中西的诗学观,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现代审美新范式。龚刚的新诗高举“新性灵主义”旗帜,追求“诗意地栖居”,兼具情感与哲思,想象瑰奇又关注现实,有着独特的语言节奏,饱含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用理性召唤人文精神重回诗歌。
龚刚是一位学术研究者,供职于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从事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与比较诗学研究,这样的身份使其能够更好地将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以学问济性情,以人巧济天籁,提出“新性灵主义”。“新性灵”以明清的性灵派为理论基石,认为性灵是性情与智性的结合,强调后天学养的修炼,推崇闪电式的顿悟与哲性思考是其创作倾向,不做无病呻吟之作、追求更为高远的立意是其内容导向。“新性灵主义”是龚刚会通中西诗学的生动呈现,不仅是对中国性灵派的修正,还融会了西方新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精粹,如新浪漫主义中的“感情疏离”,在“新性灵”诗歌中会通为“冷抒情”的创作观念;超现实主义对超真实世界与神秘诗学的关注,以及在诗歌语言方面的创新,则对“新性灵”诗歌的内容与手法产生了影响。
龚诗时间跨度长,不仅包含了个体对过往时光的追忆,还有对宏观时代历史变迁的观察思考。《八十年代》一诗虽以主观视角追忆似水年华,但更是将整个80年代的记忆浓缩于一首诗中,虚实交织,以简洁精炼的语言表达时代之思。序曲中的五首历史狂想曲,描写的皆是经典对象,如铜奔马、楼兰、玉门关、敦煌、颐和园等,饱含历史的厚重与沧桑。特别是《铜奔马》透过“从千年前的凉州一跃而出”的铜奔马,“啸聚古今”,从毕加索、达利到“菩提树下的王子”“马厩里的圣人”,最后又将诗思落回到“那位凉州匠人的想象”,浑然一体,力透纸背,敏锐地擒住一刹的感兴,实乃触到了“一跃而起,轻轻落下”的诗之达道。《我无意击中历史的要害》有异曲同工之妙,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散发“茉莉花香”的江南是诗人的故乡,“抹了牛油的烤玉米”的香气是印第安人的归途,诗人的思绪由中国游走到美国再到俄罗斯,将个人情感与历史地理融合,于蓬勃的性情抒发中融入哲性的反思,“以手指打着节拍,无意击中历史的要害”,最后将万般情思放置于勒杜鹃花瓣在海平线上的轻轻飘落,怅然若失,似是传达出对历史的反嘲。通过以上诗歌,可以察觉到诗人的理性与理智、对情绪的自觉节制,但又能时刻感知到诗人的在场及个人风度的展现,重在有“我”,重在着“我”,以心为眼,观察感悟世间万物,而这些都与新浪漫主义不谋而合。新浪漫主义扬弃了浪漫主义过于泛滥粗浅的弊病,否定诗歌是放纵个人感情的载体,转而追求更有意义的情感,寻找生命的本真本义。龚诗能在表达个人感情与追求更为高远的立意之间达成平衡,便是将性灵与新浪漫主义会通的结果。
诗歌空间跨度广、意象多元,诗人凭借非凡的想象力与高超的语言掌控力,游刃有余地在不同意象中驰骋,是龚诗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龚诗中有三个主要的空间,分别为江南、北京、澳门,都是诗人生活过或正在居住的地域,具有特殊的意义。江南是故乡,是精神的休歇处,诗人把对故乡的感情化为童年时的那碗馄饨,“一点鲜肉,一张薄皮/裹出童年的模样”(《一碗江南》),“江南把自己裹到肉馅里/泅过忘川/在晚餐时分登陆”(《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二)》),味蕾传递思念,将难以名状的情感具象化,变无形为有形。诗语气韵灵动,有自如的流动性,突破传统的线性思维,打破固定的逻辑,随心而出,随性而作。从汤里“细碎的紫菜”联想到西湖柔波里“隐隐可见的水草”,从江南的柳树转到岭南的榕树,诗人于不经意间便可跨越多重空间意象,留白精妙,读之可悟得诗外之象、诗外之味。
从这类跳跃性的思维语言中,不难看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子。超现实主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理论基础,模糊梦与现实的界线,注重语言的创新,提出“自动性书写”,以期用非理性与无意识达到一种更高的现实即“超现实”。所以超现实主义的真正内涵,是要寻找更加深刻和真实的现实,一如龚刚的“新性灵”也从不是蹈空玄想,而是关切现实社会、把握时代脉搏,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
澳门也是龚诗中常出现的空间。这座城市在中西文化的交流润泽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底蕴,异质文化多元共生是其最显著的特点。诗集的第3-5辑收录了《黑沙村》《把巴黎移植到澳门》《黑沙滩》《澳门速写》等澳门城市文化诗歌,这类诗将不同的意象并置在一起,却形成了异常和谐统一的效果。诗人“以气驭剑”,以性灵为向,融合出一个完整的意境。如《黑沙村》一诗,将“经冬未凋的花朵”“青石板的小巷”“凉棚下的一堆洋酒瓶”等一些貌似冲突的意象捏合,继而将思绪延展到黑沙海滩村民“用清晨摘菜的双手/将一串串油亮的鸡翅/送到营养过剩的游客手中”,从“喧嚣的城市”到“最后的乡村”,用不同的意象联结起对人与社会、历史的哲性思考。《赢家》以澳门赌场为中心,用一枚枚筹码串联起世界各地的标志性建筑物如埃菲尔铁塔、威尼斯水城、古罗马神像,并以所罗门王的宝藏暗示“所有的奢望/都是自我催眠”,只有“从繁华中穿过的人/才是人生的赢家”,诗语节奏自然,诗意任意流淌,在带来审美美感的同时,智性思考也蕴含其中。
性灵派袁枚曾在诗论中提出:“笔性灵,则写忠厚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龚刚的“新性灵诗歌”则真正做到了以性灵之笔写现实诗歌。他关注“三农”、农民工、市井百态,与人间哀乐同情同感。《农民工与图书馆》一诗关注疫情下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以真诚之心关怀这个常被人忽视的群体——“他们是活命的水,看不见的空气”,并体恤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像萤火的光芒/照亮自己的命运和尊严。”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结尾处诗人用人文关怀照亮众生:“因为热爱,所以众生平等/因为热爱,所以在苦难中/站立。”这也正是“新性灵”的真正内涵。明清性灵派倡导“天籁不来,人力亦无何”,所以其诗因粗浅纤佻之弊而常被人诟病,龚刚开创的“新性灵诗”则更重工夫学力,“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你和李白有一场约会》《你要在市侩的额头写诗》《佩索阿与欧菲莉亚》《死于对大海的向往》等诗中出现的哲学典故与对古今中外名人的关注即是显例。
如果说笛卡尔借上帝之手打造了自然世界,那么龚刚则用性灵之手创造了自己的诗歌世界。他以澳门为诗歌阵地,会通中西诗学,学殖深厚而通性灵,为汉语新诗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作者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