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话剧九人必须要有一个人称代词，大概非‘她’莫属。”这是今年“话剧九人”在推出“演员专访·女演员特辑”时，写在文章开头的一句话。今年，这个由一群热爱戏剧的北大学子创立于2012年、女性成员占多数的“民间”剧团，已迎来了创团的第二个十年。“一年一作品，连演十年”，十几年来，从高校剧社到职业剧团，“九人”以热忱坚守戏剧之约，不断挑战自我、探索舞台新边界。从过去《九人》的法庭正义、《西风长歌》的媒体使命、《柳叶枯刀》的医患纠纷、《落梅风》的女性成长，到“知识分子系列”中，《四张机》的治学思辨、《春逝》的相惜情谊、《双枰记》的道路抉择、《对称性破缺》的追问理想，“话剧九人”的作品既锋利又柔软，切中时代的脉搏，也深刻挖掘着人性的情感。

3月17日，随着新版《四张机》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1919年春夏之交的红楼一夜”又将我们的视线再度拉回到百年前波澜壮阔的世界与“九人”构筑的“戏剧宇宙”。他们为何而创作，又有何艺术追求？日前在“九人”工作室，我们采访了剧团的编剧、导演及创立者朱虹璇。

探讨独立思想的呈现

记 者：“话剧九人”的作品，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主要聚焦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探讨。作为编剧，在选择题材时，对于如何掌握真实性与艺术性、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平衡点，做过哪些方面的考量？

朱虹璇：创作社会题材作品，对我而言其实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上大学时我是学校辩论队成员，习惯于输出高密度信息，对社会议题和文人戏的创作并不会感到特别困难。我们希望通过虚构的故事来表达对当代社会公共议题的理解，因此“九人”的作品会围绕法庭、媒体和医患关系等领域展开。到创作《春逝》时，我们又往前走了一大步，很多关注的重点不是放在“道理”上，而是放在“情感”上，力求既讲宏大的命题，又能把个体间的细腻情感写到位。例如《四张机》讲述教育问题，《春逝》是关于女性成长的，《双枰记》讲述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这条主题线并没有突然转变，只是到后期更强调情感表达。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其实更像灵感来源，比如《四张机》的灵感就来源于胡适判卷。根据野史记载，胡适在北大判卷时破格录取了罗家伦，这才有了剧中“四张卷子录取谁？”的故事。虽然剧中卢泊安这个角色看起来像胡适，但是除胡适的温润儒雅之外，角色也有很多个性化的东西，比如他有心高气傲和尖刻的一面，融入了陈独秀和鲁迅的一些性格特质。在排演过程中，演员的特点也被加入到角色特质里，这使得人物表现更加自由。

记 者：作为“知识分子系列”的开篇之作，话剧《四张机》在2019年首演之后便获得了观众和市场的认可。新版《四张机》在舞台呈现和剧本结构上做了哪些调整优化？最初的创作理念是怎样的？

朱虹璇：新版《四张机》在舞美呈现方面做了一次整体升级，对室内室外的空间设计都做了较大丰富，我们希望尽可能把一些细节做得更精致。比如增添了北大四五月份常开的玉兰花，校门口鲁师傅的位置会有一个“北大校门”出现。教员会议室内的场景也会有老北大的报刊架以及那个年代的报纸杂志文献等，这些都是原来舞台上没有的。在剧本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原先版本里有一些人物“走过场”的嫌疑太重，这一次我们就去掉了，又新加入了求教授的太太陈慧茹一角。现在台上8个角色各自的故事线、人物谱都是比较立体的，这会比原先的剧作结构更浓缩，也更好看一些。

《四张机》所表现的1919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非常有趣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什么东西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张试卷的评判问题，更重要的是“选择”。我们要在一个旧的思想体系已经瓦解而新的思想体系尚未建立的年代中，探讨多元思想间的碰撞。我们要探究的是在那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独立思想是如何被呈现的。因此有人问，剧中究竟哪张卷子才能代表编剧的思想？其实，寻找答案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而是想让观众在多元的思想碰撞中自行思考并作出自己的选择。

表达女性的主见和力量

记 者：新版《四张机》中新增添了一位女性角色，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朱虹璇：首先，原版《四张机》中，两位女性都是“依附”于男性的角色。一位是古教授的女儿，虽然有自己的主见，但受制于父亲的权威，不能自由地表达自我；另一个是军阀姨太太，作为旧式女性，她只能用泼辣的手段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我们认为，在那个年代应该还有足以和男性知识分子分庭抗礼、势均力敌的女性，陈慧茹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妻子，同时在夜校教课，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她的出现使这个故事变得更加完整。其次，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角色表达出女性应有的主见和力量，她们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而不被男性所束缚。我们希望向观众展现出那个年代女性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她们不仅仅是男性的附庸，也能独立地为自己的梦想和事业奋斗。

记 者：话剧《春逝》对女性之间相知相惜的情谊和女性情感关系与力量的复杂性进行了更为细腻的展示，其中融入了您怎样的生活经验？

朱虹璇：看过《春逝》的观众一定明白，我也曾遇到过我的“顾静薇”。像《春逝》中的顾静薇和瞿健雄那样独立自强、有力量、有光芒的女性形象在我身边其实有很多，这些女性在学业和职场中表现出的种种姿态曾给我很大的启示和冲击。尤其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我遇到了很多像她们那样的女性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鼓励。我还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同事一起工作到很晚，她就先住在我家，第二天她早早起来跑步，等我起床时，已经赶去剧场的她在桌上给我留下了一袋包子、一束小雏菊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雏菊开得很好，像春逝”。这让我很感动。雏菊是一种顽强的植物，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长，适应各种困难环境，这让我想到女性之间的情感连接和力量传递。我希望通过《春逝》这部作品，呈现出女性的这种力量，让更多人认识到她们的价值和潜力。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探索和表达女性之间的情谊，以及女性在困境中的勇气和坚韧，希望观众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和思考。

不断挑战能力的边界

记 者：在许多戏剧创作中，女性往往被标签化、符号化。“九人”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是如何打破固有偏见的？

朱虹璇：拿《春逝》的创作来说，我第一次尝试把很多私人体验放进一部戏中，包括台词对话的设计。例如，“没有战友，没有战壕，你还是要做这些事情吗？我还是要做这些事情。”这就像是我的朋友们问我的问题和我的回答。这是我的一个尝试，但我觉得仍不够勇敢。《春逝》选择从一个柔软的点切进去折射大时代，对于剧中两位做物理研究的女性主人公而言，她们更多是在做默默无闻的工作，因此这注定是一部安静而又温柔坚定的作品。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女性，她们会站在台前直面大众，比如主持人、记者、演员、律师等。所以今年我在新戏《庭前》中选择了女律师这一角色。律师的职业属性决定了她需要去表达和伸张，需要为不公而打破沉默、争取正义，所以《庭前》的展开就比《春逝》要铿锵很多。它是以笔为刀，站在法庭上直面来自对方的恶意，去直面所有的不理解与攻击等等，以一种非常刚硬的姿态去向整个时代“宣战”。

记 者：《庭前》作为一部涉及两性关系、社会正义和律法演变等多重话题的剧目，具有相当的创作难度。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何处？想通过此剧带来哪些新的表达？

朱虹璇：《庭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人经历和创作执念启发的创作。在话剧《双枰记》中，有一位名叫郎世飖的律师，我想象着他成长为一名看似冷漠、实则深情的律师的过程，以及他从维护法庭正义、怀揣理想主义到学会妥协的成长历程，就想为他创作一部传记，通过郎世飖12次开庭的经历，讲述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民国时期的法治进程。郎世飖从青年、中年再到老年的这12次开庭，都关联着有重要司法意义的大案件。在史料研究中我发现，中国直到1912年才开始有了律师这个职业概念，1915年上海出现了很多外国律师，但直到1927年，女性才被法律认定为有权申请律师执照。因此我开始思考郎世飖的妻子，她也是一名律师，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她只能做丈夫的“影子”。当郎世飖在法庭上振振有词，他所作的辩护词也许就是“她”在家中书房所写。他是她的“面子”，她是他的“里子”。这个画面非常触动我。于是我们对故事原来的构想进行了大量调整，最终将这个故事变成了以两个律师为主的双主角故事。他们是夫妻也是同事，一位是男性，一位是女性。他们并肩在整个中国司法体系中前进，经历了许多斗争和角力。在光明与黑暗的界边上游走，他们是否见到不平之事就发出不平之鸣？这是律政题材剧经常会涉及的问题，也是我们于这部戏中想提出的问题。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在这种善与恶的博弈间，该如何去做好选择？想知道就来剧场看戏吧，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将看到我们新的思考与表达。

（本报实习生杨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