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它是宏大时代的一叶切片，是“85后”青年导演谢悠和“60后”母亲裴蓓之间的一次对话、碰撞与共同奔赴，是一次“勇敢”的写作向一次“激情”诠释的跋涉。3月17日，根据作家裴蓓的中篇小说《水击三千里》改编的电影《我们的岁月》全国首映。对于谢悠来说，这个从2016年开始立项、历经三年疫情波折而终于落地的心愿，也是一场心灵修行的结果：从一开始阅读小说时的惊艳，到后来不断重访历史的影像重建，在一次次寻找80年代的过程中，谢悠也在完成着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青春、懵懂、成长与奉献的理解和致敬。“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在变化与成长，包括我。”电影《我们的岁月》公映日前夜，谢悠在电话里如是说。

“水击三千里”

“水击三千里”之名出自庄子《逍遥游》，北海之鲲化而为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雄壮，为这部小说和改编电影赋予了富有激情的寓言底色。“最初我们想以‘正传’的模式，拍一个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变迁的大题材。”2018年，小说《水击三千里》于《小说选刊》头条发表并入选“2018年最值得看的文学作品”丛书，作品以高考刚恢复后考入南方某大学的4位特殊大学生为主角，通过他们的青春故事，展现了一代人的心灵和精神成长。小说最初构想中的长篇抒写，使得对其进行影视化的构想伴随着文本的创作开始于更早。从2017年介入剧本创作团队，到两年后项目因故停滞，再到2020年重新“上马”，从“改编编剧”变为导演的谢悠，最终在“好奇者”与“讲述者”的身份转变中，完成了电影对一个时代的“接近”与“复现”。

“滤镜”下的80年代

重现一段没有经历过的历史和一种没有体验过的情怀，对谢悠而言既是难题也是课题。“对上世纪80年代最初的一些刻板印象和记忆碎片，来自某些影视作品和早期的小说”，而这部小说所讲述的父辈鲜活的青春故事，是他未曾想到过的。

在小说激发的兴趣下，谢悠开始了自己的研究。2018年，由其改编的同名剧本获“中国文联青年扶持计划优秀剧本扶持”。此后谢悠去了更多的城市，采访当年的大学生，寻找拍摄灵感，并将他们的故事融入剧本。在采访中他发现，在对那个年代的所有回忆中，人们总是更倾向于记住那些美好温暖的故事和美的、真诚的善意，因此在剧本改编过程中，在对碎片化的细节与记忆的整理中，谢悠逐渐产生了“想用散文诗式的光影去勾勒那个年代的情怀，展现一种被压抑、被解放的对美好的懵懂追求与对崇高的坚定信仰”的想法，并拍出了一个“唯美滤镜”下的80年代。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文艺”的尝试在2021年影片点映时，获得了不少文学界、影视界专家前辈的正面反馈，“尽管片子并不完美，但不少人鼓励我，说影片真实地拍出了那个年代令人感动的情感与情怀”。

觉醒的爱与自我

与不少讲述上世纪80年代青春的电影不同，在《我们的岁月》中，谢悠想更多表现的是主人公们的自我觉醒与成长。在他看来，小说原作中的叙述者、12岁的天才大学生赵以水就是作家的化身，“某种程度上他更像一个‘穿越者’”，因此片中的赵以水无论是叙事还是看待问题，都会特别冷静、成熟，比如他有想要改变世界的奇妙想法，身处那个年代，却显得既融合又超脱。“他像所有人的粘合剂，把他们全部笼络在身边一起成长。”

在影片中所反映的那个年代，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懵懂中探索着新事物，直到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影片中，不管是邓丽君的歌曲还是顾城、北岛的诗歌，从抗拒到被吸引，可以看到文化对一代人循序渐进的冲击。与原著相比，电影中的爱情被相应淡化，把篇幅让位给了每个人物的自我成长，特别是对每个人物的“离场”方式或“结局”都进行了重写。比如喜爱服装设计的文鹊喜，谢悠安排她在电视台转播中国女排得胜的那个雨夜，最终选择放弃并不适合自己的学业与别人梦寐以求的大学生身份，毅然告别这座城市与“不可得”的爱情，勇敢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生，表现出一代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导演是时间的艺术”

“今天的青年可能很难完全写好那个年代的爱情。”谢悠说。回顾影片的拍摄，有一场戏令他十分难忘。那场戏他们拍摄的是已有家室的知青大学生曹正昌和班花文鹊喜两个人的第一次表白、第一次“对峙”，也是第一次拒绝。饰演鹊喜的郭玮洁主动尝试了两种演法，一种是低沉的表达，一种是后来感动了现场所有人的更具张力的呐喊。

“他们太需要一场爆发了。”谢悠表示，这场戏的拍摄也让他更加感到，正是所有人的创作欲望，才让一部电影的品质得到不断提升，而这种在不断磨合、积累中的提高，也更加印证了他的观点：“导演是一门需要时间积累的艺术。”

回想当年刚入行时他的处女作、根据母亲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涩日记》，改编剧本时两人曾发生过很大分歧。原著以一位中年母亲冷静客观的视角，分析观察邻居家破碎的家庭与他们的问题女儿，而在电影改编时，谢悠却选择了代入感更强的孩子的视角，去讲述了一个更加温情的故事。这部片子后来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和“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提名，始料未及之外，今天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他会觉得“其实‘那种’拍法也行”。阅历的增长，使得他在第二次改编合作中变得“更好合作”，从中他也看到了“时间的累积为电影带来的更多东西”，也因此坚定了未来创作的方向。

“文学为电影带来‘生活的痕迹’”

作家与电影、电影与文学，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随着《我们的岁月》从文字走向电影市场，作为一名青年编剧、导演，谢悠对此亦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他看来，文学为电影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素材，也为青年创作者提供了更多读懂生活的机会。“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作品的编剧、导演，但也因此更需要我们能讲述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故事。”谢悠认为，经典的电影往往都有文学原著打底，因为文学为电影带来了“生活的痕迹”，这是那些快速生产的、充满“套路痕迹”的电影完全无法比拟的。在他的理想中，一部优秀作品的产生，应该有作家赋予它文学的深刻内涵，有职业编剧用专业的技术方法为之提供影视化的路径，有导演来完成最终的影像呈现，但现在他愈发感到，与电影市场的繁荣相比，今天对优秀编剧和优秀作家的需求依然是电影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制约。

回到小说《水击三千里》的诞生，谢悠认为，这部故事转折起伏很大的小说其实并非母亲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她其实更擅长写那种带着深刻思考的纯文学小说”，但是尝试去写这样一部很有电影质感的小说，来为一代人的青春留下痕迹，亦是一位作家的一次勇敢实践。影片的最后，谢悠用一段文字讲述了离开校园、汇入时代洪流的主人公们未及展现的共同结局：“他们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故事就是向几十年来为中国崛起而付出青春与热血的一代人致敬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