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词：《文城》是一部现代的浪漫传奇，也是一则现实主义的寓言。它一改余华原先紧扣现实的写法，刻意将历史推远，在他一贯的残酷与温情的纠结中，再行注入奇幻与浪漫的元素，书写了一幕乱世中的苦情戏剧，悲剧中的真情故事。其生命的深度仿佛刻意与他们身世的悬浮相对应，主人公南北空间穿越的痛切经历仿佛注定要与历史的缥缈混沌相映照。在余华一贯平易的语体中，仿佛卷起了一场情感的风暴和语言的雪崩，对音乐的酷爱在这部小说中也化作了节奏与旋律的华章。余华依然是人性、生命、生存和存在的勘探者，是历史、悲剧以及人间真情的揭示者，但在《文城》中，他也成了一个文体的不倦探索者。

2021年，余华推出长篇新作《文城》，引发了一系列热评，相关讨论褒贬不一，争议良多。但可以确信的是，《文城》为余华从先锋叙事、启蒙叙事转换到民间叙事、现实叙事的书写脉络延伸出了新的枝桠。此前的《兄弟》《第七天》分别以夸张和怪诞的方式试图逼近历史和现实，而到了《文城》，余华开始向历史传奇转型，整个故事建立在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乱世底色之上，展现出佃户、农夫、男人、女人、枭首、群匪等小人物在大历史和无常命运中的挣扎。如洪治纲的评论指出：“作者动用了写实、抒情、诙谐、魔幻等诸多叙事手法，通过军阀混战、匪祸横行的混乱年代，凸显了人性的温暖与晦暗、谦卑与暴烈，宛如一曲生命与时代的双重挽歌。”

30年前，余华踏着先锋的浪潮登上文坛，其创作几经变迁，骨子里始终流淌着形式创新的血液。在《文城》中，他巧妙地运用正篇和补篇的方式，使一个完整的故事生发出多个讲法和读法。小说的结构分两个部分，正篇部分从追寻者林祥福引出他与小美的纠葛，以及他带着女儿去“文城”寻妻却留在溪镇的故事，这部分有意留下了一些叙事空白与逻辑断裂，重重悬念让读者疑窦丛生、欲罢不能。补篇部分则讲述了小美“做局”的原委，以及她返回溪镇后的遭际与结局，不仅对上一部分作出了选择性的回应，也有意在一些细微处留下与正篇相左的痕迹。于是，正篇和补篇之间构成了复杂的互文关系，不但可以互相印证、彼此补充，也造成了一些解构与冲突，这种巧妙的结构凸显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延续了余华对“有意味的形式”的探求。

这个从“寻找”出发的故事具有典型的浪漫传奇色彩，时代的动荡与混乱、社会的失序与激变，以及频发的天灾与人祸，环环相扣的戏剧性冲突营造出层层叠加的传奇效果。直到故事结尾，小说才为百转回肠的读者解开了小美为何没能与林祥福相见的谜底，用一场暴风雪奉上了17年前的死亡结局。在这个传奇故事里，无论是江湖里的游侠与草莽，还是民间的士绅与草根，他们所遭受的冲击与苦难、他们顺应或反抗时代所作出的种种选择，都折射出余华写作的一贯主题，即当个人沦为历史的人质时，在穷形尽相之处将会迸发出怎样的人性本色来。

《文城》将这样的人性置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来呈现。整个小说的驱动力实则来自林祥福对家的渴望，出身传统家庭的他在经历了父母双亡之后，对家有刻骨铭心的执念，小美于他绝非仅是爱人，更是女儿的母亲、家庭中必不可少的成员。而林祥福在寻找之旅中与陈永良、顾益民、田氏兄弟等人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以及在各种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彰显出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仁义”品格。正如研究指出，小说“将情义、慈悲、善良与人间大义交织在伦理的维度中，从而表明了创作主体对于正义伦理的积极维护”。这些传统伦理最终与小说的人性主题形成了同频共振，为这个家国飘摇之际的故事增添了几分脉脉的温情。

可以说，《文城》在波澜壮阔的乱世背景中为传统文化伦理谱写了一曲挽歌，犹如一个游子在田垄上的深情回望，自知旧日难寻，但始终心存向往。然而，正如溪城终不是文城，文城也永远不可企及，余华对这一片精神旷野的呼唤恰似林祥福的寻找之旅：虽不能至，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