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词：多年以来，迟子建一直在潜心地“研磨”生活，她对现实、人物、意义都表现出重心的倾斜。她在处理经验时，在想象、虚构和生活本身之间书写着念兹在兹的主题，都直指俗世间丰富多变的人生和生生不息的生灵。迟子建不是那种刻意在叙述中建构寓意的作家，这部《烟火漫卷》，却让我们在“生活”和现实之间重新建立起超越了“道德幽微性”的生命伦理和认知逻辑。我们体会到作家整合生活、把握世界和结构故事的能力，以及由于思想方式、审美方式变得日趋简洁所带来的变化。迟子建在大时代和社会生活面前，呈现出个人如何能扛住现实的负载，直面命运的坚韧和隐忍，这是“活着”的力量。迟子建写出了城市深处的这股力量。我们无法拒绝和忽视生活中的每一处“烟火漫卷”。

“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天地卑微的生灵。”这是迟子建长篇小说《烟火漫卷》的开头。在这简短的几句话里，在更具一种比喻意味的深刻抒情里，一个个平凡人物的命运和迟子建想象视域中的宏大世界开始遭遇。

在小说《烟火漫卷》中，迟子建从哈尔滨的早晨开始写起，用三页的篇幅为我们铺设了小说人物开始登场的命运场景，并建构起一种确切的“地方感”。这当然不是一种无效的表现，而是进一步突出了这个既真实可感又想象多姿的场景所具有的重要叙事功能。迟子建像一个富有经验的捕手，用她翔实的地理、历史、生活知识，成功地在哈尔滨的浩瀚空间中找到了人物的位置和叙事的落脚点。由此，她在宏大的空间层面和相对微小的时间层面，深刻而真情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中的人及其命运。

在哈尔滨生活了30多年的迟子建，对这个城市的爱是温暖而深情的。甚至于，为了使得这个城市中人物的存在具有某种可能的意义，她不惜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序而可感的城市物理体系。但实际上，《烟火漫卷》中最触动人心的还是小说中弥漫的那股“超验的无家可归”（卢卡奇）之感。就像小说的标题所示，烟火自有一种或向上或向下的人间感，而漫卷又意味着这烟火的流动、不可控和不确定，就像人的命运一样。

有了命运感，小说便有了灵魂。小说中一切人物的命运之流，一起涌进了哈尔滨这座城市。刘建国、黄娥等等都是在命运的驱使之下，来到了这座“理想”之城。我想，迟子建对于这部小说的建构和表达，还是基于某种存在的焦虑感，她在为我们的城市铸魂，为城市中一个个孤独的人物立传。她正在着手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绘制一幅心灵的地图，那一个个平凡人物的命运就像这座城市的线条和阴影一样，既让人心动，也让人不安。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刘建国是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人物，他开“爱心护送”车，从事着一份和死亡有关的工作，但他开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孩子。这个孩子是于大卫夫妇的，但是被刘建国在带回哈尔滨的途中弄丢了。从此，刘建国背负着一种罪感，走上了几十年的漫漫寻人之路。而更让人唏嘘的是，他对一个小男孩的性侵犯造成了这个男孩不幸的人生，使得他又多了一重精神的枷锁。残酷的命运嘲弄还未就此停止，更加不能让人接受的真相接踵而来，他的身世也被揭开——一个日本遗孤。面对种种不可思议，他竭力寻找救赎，在故事的最后，他找到了丢失的孩子铜锤，也找到了当年受他侵害的男孩武鸣。然而，一切还能够得到挽救吗？

得不到挽救的还不仅仅是刘建国。黄娥、煤老板等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无一不是带着某种赎罪感在生活，寻求救赎的可能。可以说，《烟火漫卷》和迟子建之前大多数作品的不同，就在于这种罪感的存在——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的焦虑，而这也注定了她笔下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愚钝和精明、自私和责任，往往就这样水火不容般矛盾地纠结在个体身上。与此同时，这种对立或者说矛盾，也促成了人物内心世界发展的潜在动力。读《烟火漫卷》，除了被文字吸引、被人物打动、被叙事羁绊，一种更深阔的苍凉之情越过人间烟火，在世界更大的荒芜处蔓延。俗世烟火里的挣扎，不定命运中的颠簸，人之所以为人所摆脱不掉的罪恶、苦恼、欲望，既相互交织，又相互排斥，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斑斓多姿和深不可测。

当然，《烟火漫卷》不是凭空而生的，它和哈尔滨这座城市，和迟子建所试图建构的确切的“地方感”紧密相连。因此，它和迟子建之前的作品依然有很多相通之处，尤其是她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描写，既有细密而留有缝隙的温情，又有温暖而有所节制的抒情，再加之她对哈尔滨地理风情的熟稔，使得哈尔滨作为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在她的笔下散发着某种异域风情、令人着迷的“地方感”。而这种“地方感”一定意义上缓解了小说中人物的焦虑感和不安之情，但也仅仅是缓解而已，迟子建（包括一切作家）在小说中所建立起来的确切的“地方感”终究无法化解这些焦虑。那被命运裹挟的一切，既属于哈尔滨，也属于其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