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词：少年的哀愁和欣乐，村镇的繁华和衰落以及一代人的信仰与命运的跌宕，王尧的《民谣》以母语之丰富复活丰沛个人记忆，为逝去时代作证词，重申长篇小说作为个人生命史诗和民族志的扩张意义。王尧是小说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民谣》由正文四卷、十四杂篇与未完成小说稿之外篇组成，寓繁复深幽于简净透彻的叙事，既是致敬中国文章传统，同时也开辟了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新路。

王尧的小说《民谣》采用多重叙事视角，以闪回、穿插的时间坐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叙述空间，在记忆、虚构与现实中来回荡漾，留下了对故乡风物和日常生活的珍视。在此基础上，《民谣》通过舍、庄、镇的布局，建构起属于莫庄的地理图标。庄和舍的分布不仅仅由地理位置决定，还蕴含着文明的等级秩序。村子的人文空间，如学校、大会堂、商店都在庄上。“村中有庄，有舍，舍围着庄转，庄围着镇转，镇围着县城转，这就是通常的社会秩序。”通过这些地理位置的建构，小说引入外公的“革命史”和奶奶的“家族史”，并逐步安排诸多人物，呈现个人与时代、历史之间的联系。

当然，《民谣》并不满足于展示码头、东泊和天宁寺的废墟，更是从细节入手，勾连起历史与记忆的情感空间。当勘探队入驻小镇，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受到工业化、现代化的冲击，奶奶神秘的箱子被钻井队员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物件所遮蔽，而处于时空夹缝中的“我”，则将历史注入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在虚构中重回“寻根”之旅。

在地理批评家韦斯特法尔看来，地域天然具备文学特性，文学对现实进行重新构造，以虚构的方式与真实的世界进行互动，进而造就以经验形式构成的人类空间。同样，地理环境经由不同作家的塑造，能够形成更为丰富、繁杂的文化景观。王尧在《民谣》中就以点滴的细节铺陈关于故乡水域的记忆图景，由河流、码头和村落构成的故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承接起关于历史的记忆，这些记忆伴随着遗忘被不断修改和覆盖，从而呈现出流动的、破碎的效果。在行文中，小说调动嗅觉和味觉，强化记忆的特征，以充实读者的主观感受，形成更为立体化的全景体验。药味、麦子味、油墨味和淡淡的霉味，既是“我”童年的嗅觉经验，也为村庄增添了更为鲜活的感性认知。同时，小说的“潜文本”丰富多样，既有《诗经》《论语》等典籍，也有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化，还有《三家巷》《红旗谱》《青春之歌》等时代读物，从阅读史角度切入少年的思想寻踪，表现一代人的犹疑、痛苦、思索和抵抗。

与此同时，流动的、复调式的叙事视角又给《民谣》的地理版图增添了厚度与深度。《民谣》采用内篇、外篇和杂篇的文体形式，融合了少年与成人视角，在“我”、王大头、王厚平之间闪回交织，辐射出乡村的历史景观。小说既有少年王大头对文学、历史和时事的思考，也叠加上成年人的自省和反思。罗伯特·塔利以“处所意识”概念来讨论人文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类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表现出双重的精神状态，既有对环境的热爱，也可能包含焦虑和恐慌的情绪。塔利认为，“处所”不仅仅是一般的地点，还带有存在主义式的形而上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民谣》呈现的多重叙事视角恰恰从主体的“在地性”入手，缀连真实与想象的空间，用白胡子老头口中那个不熟悉的地名，将小说的地理位置进行模糊处理，从而强化了小说的虚构性质。“稍纵即逝的东西能够记住，是因为它稍纵即逝，如果能够慢慢在心里打磨，记忆的刀锋就无动于衷地迟钝了。”恰是在现实、历史、记忆与虚构之间，《民谣》完成了关于故乡的美妙混响，也在当代文学的地理版图上留下了独特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