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将文学评论类成就奖授予南帆。在《文艺报》2021年3月29日第5版刊载的南帆与张学昕的对话文章里，南帆用“工作”与“生活”两个平实的词语，概括其生命里占据巨大篇幅和重要位置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散文创作，重申保持文学家个体的整一性，使我联想到以赛亚·柏林提出的有“俄国态度”的批评家，无论是研究还是写作，工作还是生活，南帆试图抵御“理性分化”的孤立性，那样的话，文学的独立性就只能意味着文学的萎缩，专业化的研究只能在建构与解构之间一味地循环。南帆以生活经验、中国问题、思想方位定位自己的文学工作模式，从坐标出发，无论是谈到历史意识、理论工具还是文章修辞，南帆都表达了辩证的实践论，他以理论为武器，锻炼穿透现象的思维方式，但警惕理论的来源地与中国在地性之间的差异，关注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张力；认识到文学是个人化工作方式，但又时刻提醒作家们不要将个人化的劳动想象成孤独的自赏。
王尧《寻找小说艺术变革的力量》、王一川《文学评论者的“怕”》和张燕玲《人生的光影与人性的回响》获得了本届丁玲文学奖文学评论类作品奖，这些展现了批评家两种常见的批评实践方式，即谈现象与谈作品。2020年王尧提出的新“小说革命”的命题，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创作界和批评界关心的话题。《寻找小说艺术变革的力量》补充了他尧最初的思考。作为研究当代文学史料起步的学者，多年的学术训练和思维方式，使他保持了持论严谨、论从史出的工作方法。“小说革命”作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学院学者对事件的历史成因、时代势能和文化遗产梳理得十分详尽，王尧重启这一历史口号，旨在借助这份宝贵的文学史遗产，激活当下文学的变革精神。尽管王尧对当代小说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但表达是审慎而谦逊的。王尧重要的学术成果是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开端问题，他深刻精微发掘新时期文学与前历史深刻的联系，因此，面对自己发起的“革命”命题，他以史为鉴，强调“这里的‘革命’不是‘断裂’，是‘延续’中的发展，我们需要探索当代小说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并不是向新文化运动先驱一样开辟新的语言、文学、主体样态，而是继承文学革命的精神内核，不断自我革新，永不停滞，绝不满足。王一川的《文学评论者的“怕”》所说的评论者的“四怕”是指，怕不能把握创作的丰富、复杂、个性化的规律和特性，怕不能像普通观众那样紧密联系日常生活实际去鉴赏，怕自己比不上前辈和当代同行，怕自己盲从和丧失个性。没有任何理论的色彩，文章语言清通，简单易懂却耐人深思。他从评论者主体出发，恳切地说出了评论者的“本领恐慌”，资深评论家从经验出发的感悟，越是朴素简单，往往越是直指人心、发人深省。张燕玲《人生的光影与人性的回响》是一篇对东西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回响》的文学评论。新作评论，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样态。文章里，张燕玲展现了具有个人特质的评论语体风格。除去东西的自述外，张燕玲没有旁征博引来增加论述的可信度或展示自己的知识。表达对作家创作全貌的熟悉时，她选择描述作家创作进行对比论述；借助别人观点时，她援引《人民文学》卷首语、《小说选刊》发表的作家创作谈，这些都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手拈来地使用上述材料，展现了熟悉文学现场的评论家视角。张燕玲平和而亲切地向公众展开对这一部小说的基本要素的概括介绍，《回响》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结构特征，在她凝练的文学评论语言中显影而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实地论述之后的末尾，张燕玲频繁使用具有文学性的修辞，诸如“敏感缠绕、无边无际，刀光剑影、犀利震撼”，这些既是对小说文本特性的概括，是对文学诉诸评论家主体感知层面的描述，同时也是文学批评文学性的呈现。从这一篇新作评论来看，张燕玲的文学批评试图建立一座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这座桥不是凌空的高架桥，而是一座漂移在由语言构建而成的小说内部空间的浮桥，它游弋摇摆并不固定，向广阔的、未名的接受者敞开，召唤他们共同进入一部引人入胜、丰富玄妙的小说世界，而桥的终点，对于张燕玲来说，是另外一部文学作品敞开的大门。
刘大先斩获新锐奖，尽管他早已算不上文学批评新人，衬得上这个称号的是他始终将研究和批评与当代和未来、人类与世界的坐标相对应，他的问题意识既新且锐。刘大先的视野与关怀是深切而博大的，文学和文化文本既是他的对象，也是他进入宏大问题的窄门。获得新锐奖的另外两位年轻人有着不同的职业和文学批评进路。路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路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令人欣喜的文学评论发展的可能性。十余年来，文学界不断将高校培养的学术人才引介到文学批评的现场，使他们用良好的学术训练、精深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宽阔视野，进入到文学批评现场，将当代文学的新作品、新现象，与纵深的历史和浩瀚的现实深刻地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这些新作的书写政治、文化内涵以及与中国人精神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打破高校学院与所谓“文学现场”之间的壁垒，能纠正文学批评潜在的圈子化、媒体化的弊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等一系列文学场域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一批像路杨这样在高校教书的优秀青年学者，开始在一系列平台上展开了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张鹏禹是北京小有名气的文化媒体人，职业观察触动他思考当下文学批评的症候，他概括为“四难四易”：“看完就写易，遴选对象难；复述内容易，判断价值难；维系关系易，秉笔直书难；圈地自萌易，破圈被看难。”张鹏禹以犀利的语调，简洁明了地指出文学批评的存在的弊端。值得反思的是，“四难四易”不是张鹏禹的独家发现，正如“四怕”不是王一川的恐慌，这些问题几乎是文学现场心照不宣存在的共识，“观察者”张鹏禹只是坦率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我很认同张鹏禹关于当代批评缺少书评人的看法，文学批评除了面向“文学界”、面向“作家”的作用之外，同样应该具有面向“读者”的伦理向度，在高等教育和文学体制内，培养学者、批评家的机制相对成熟，但是没有一种机制是奖励面向新媒体的“书评人”、读书博主、“b站up主”、荐读人的，向读者推荐作品的文学批评功能，始终是暧昧不明、顺路搭车的，而向广大公众分享读书感受，回答他们读这本书对他们的生活有怎样帮助、有何等意义，文学批评并没有自觉地承担起来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话语的转换乃至生成，的确需要一场变革或者说一场批评革命，文学批评同样需要继承王尧重申的“小说革命”的精神遗产。
综上所述，本届丁玲文学奖把鼓励和认同授予了这些面对文学评论和文学本身深刻反思、呼唤变革、坚持自我革新的批评家们，可以说，我们再次重温与纪念了丁玲和她的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