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热雪》，是“拉着抽屉”写的。这部小说最初的初稿，电脑字数是37.9万字，一共搞了5稿，不是修改，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了5稿，到最后一稿，是33.6万字。这样算下来，总共写了将近180万字。我曾经认为，一部小说读者是否喜欢，是由读者的心理律动和小说文本的律动决定的。如果这两者相合，产生“谐振”，读者就会喜欢。但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写作者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写作者的心理律动决定他所写出的文字。但不同的时候，由于各种客观因素，这种心理律动的频律和振幅都是不一样的。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也许在某一个时段写的文字，过一段时间再看就不满意了，甚至觉得完全不行，更有甚者，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一来也就不是修改的问题了，只能重写。这也让我意识到，一部小说，写作者写它的过程，其实也是寻找自己真正的、本来的心理律动的过程。说它是“真正的”、“本来的”，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律动，频率和振幅都是唯一的，之所以有变化，就如同水面上的波纹，不过是一种“扰动”。所以，我觉得，这每一稿都是必要的，就如同不能从一楼直接上到五楼。但最初，我没有这样理性。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是一直被一种莫名的感性牵引着。
这些年，我经常会想起当初插队时，村里的一个年轻人。他好像没父母，平时就住在村里的卫生室。卫生室在水塘边，是个土屋，也是我们知青经常来玩儿的地方。这年轻人喜欢拉板胡。当然，买是买不起的，但他的手很巧，就自己做了一把。用一只敲掉底儿的搪瓷碗，在碗口蒙上一块三层板，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硬木的木棍儿，打磨得很光滑，再安上自制的弦轴。他告诉我，这叫“亶子”。琴弦和打磨弓毛儿用的松香，是一次公社的宣传队下来演出时，他帮人家搬了一晚上道具，最后找人家要的。做琴弓的马尾，本来是去生产队的马号找喂牲口的吴老爷儿。吴老爷儿最爱听评戏，他以为，要一撮儿马尾巴应该没问题。但他想错了。吴老爷儿一向爱马如子，一听就急了，抄起粪叉子把他打出来。但他也有办法，后来带着一把剪刀，半夜潜入马号，还是偷偷地剪了一撮儿马尾。不过由于光线太暗，又心虚，情急之下剪的不是马尾巴，而是骡子尾巴。大概那头“雪花青”被剪疼了，还尥蹶子踢了他一下。虽然他没说踢在什么地方，但看得出来，应该是在下半身，后来走路一直猫着腰。
就这样，他这把板胡总算做成了。虽然有些怪模怪样，但一眼看去，长得还真像一把板胡。从这以后，每到晚上，他就坐在卫生室门口的水塘边拉这个板胡。
这板胡的声音可以想象，很独特。我敢说，跟这个世界上所有拉弦乐器的琴声都不一样，不仅沙哑，也有些忧郁。但这忧郁中又有一种自得的悠扬。我们集体户在水塘的对岸，这琴声从水面传来，像夜风一样一阵一阵的。那时，这个年轻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真正的椰壳。他经常用手比划着说，这么大，只要这么大就行。看他比划的大小，应该像一个茄子。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板胡，“琴碗”就是用椰壳做的。当然，在那时，椰子只有海南岛才有，而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在中国北方这样一个叫宁河的偏僻地方，要想得到一只远在“天涯海角”的椰壳，应该比得到一把真正的板胡还难。
这些年，我又见过很多人拉板胡，或伴奏，或独奏，但是再也没听到过当年那样的琴声。倒不是这年轻人拉琴的技艺有多好，而是他的琴声里，有一种独特的内容。
我觉得，就是这琴声的记忆，把我带进《热雪》的世界。
2015年春天，我回到这个曾经插队的地方挂职，当时还叫县城。在我办公室的楼下，旁边就是县文化馆。文化馆很快引起我的兴趣。每天从早到晚，这里总聚了一些喜欢评戏的人，有爱唱的，也有爱听的，人多的时候几乎挤得满满的，文场儿武场儿也很齐备。评剧伴奏的主要乐器就是板胡，它的声音不光清脆，也很嘹亮，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在文场儿中总是一耳朵就能听出来。我没事的时候，就经常下楼来到这边，听这些人唱评戏。后来发现，文场儿中有一个拉板胡的年轻人，看上去虽不太专业，但拉得很认真，也很投入，总是眯着眼，抻着脖子，随着琴弓的拉动头也不停地来回晃动，看上去也很自得。这个年轻人，让我想起当年村里的那个用搪瓷碗做了一把板胡的年轻人。他那时拉琴的神情，跟这个年轻人很相像。当然，眼前这年轻人用的板胡可以看出来，是一把很好的专业琴，琴碗的椰壳漆得闪闪发亮。
这时，为建立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每年都有专项拨款，所以不光是县文化馆，下面各乡镇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也就是当初的文化站，也都配发了各种专业级的乐器。
我在宁河挂职三年，听楼下的评戏，也这样听了三年。
中国的戏曲文化不仅博大精深，也很神奇，不光京剧，几乎所有的地方曲种，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宝藏。我们的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仅用戏曲这种特殊的形式存储下来，或者可以这样说，这形式不仅是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外化的表现形式。譬如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就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定义的。《孟子·离娄上》说，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而我们用来正“五音”的“六律”和“六吕”，合称“十二律”，又是与我们传统的农历十二个月相对应的。这农历的十二个月，决定着二十四节气，而这二十四节气，又决定着我们先人几千年来春种、夏耪、秋收、冬藏的农时。
的确很神奇吧，纵横交错，触类旁通。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在，也是我们应该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的理由。
其实这部《热雪》，是和《暖夏》同时构思的。但小说题目的确定不太一样。《暖夏》是一开始构思，题目就已经有了。但这部《热雪》的构思有了之后，甚至已到成熟阶段，题目还一直没定下来。就我个人的写作习惯而言，这是很麻烦的事，如果在构思阶段没确定题目，有了故事，再回过头来找题目就难了。这种感觉，往往比构思故事本身还要费力。
后来，就在动笔之前，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一个冬天，当时还在宁河挂职。一天上午，我冒着大雪下乡参加一个现场会。那是一场罕见的大雪，据当地人说，已经很多年没这样下过了。车驶下国道，开进乡路时，我看着车窗外仍在飘着的大雪，田野和沟壑已经平了，一夜之间，如同在无际的田野上盖了一床厚厚的被子。我毕竟插过队，也种过庄稼，当时想，这样一场大雪，明年开春小麦返青，长势肯定会很好。接着，就觉得这床巨大的“被子”下面，似乎正积蓄着一股巨大的能量。
于是，这个《热雪》的题目，也就这样定下来。
可以这样说，这部小说，是在田野里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