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暑期，我离开都市漂泊西藏，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向西，对可可西里荒原，并未太多留意，而是被远处雪峰之巅飘忽的天地灵秀之气所吸引。尤其是临近唐古拉山、临近格拉丹东等江源区的著名雪峰，只见乌云低垂，岚气涌动，透露着一股灵秀、一片光亮。仿佛乌云是一扇门，岚气把门打开，让生命与灵魂接近那股灵秀之气、那片亮色。我感到虽然陌生却很奇妙、很亲近。

在沱沱河能够见到天人合一的自然奇观，与整个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有关。我在青藏高原行走了四十余天，身处于藏东林木葱茏的原生态自然，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身心受到滋润乃至陶醉。即使面对札达高原那一片荒芜而古老的黄土，也感到裸露着暖暖的本相，也许我对黄土有一种天生的亲近。这是一次生命与灵魂之旅。自此，我对西部有了一种家园感，每年都要“回家”待一段时间。十多年来，我凭借亲在的西部体验，写下一百余首诗歌包括一部长诗。正是出于西部体验，我创作了《寂静的太阳湖》这部长篇小说。

可可西里这一高寒地带的原始生态自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原始生态自然，不仅是中国长江、黄河的源地，也是全世界依存的原生态源地之一，被称为“地球之肾”。而我对写索南达杰的兴趣，不单单出于可可西里在地理环境上的重要位置。

我在治多这个海拔4673米的高原小镇住了半个月，接触和感受到藏族人的生活细节、习俗与信仰。治多位于通天河岸嘉洛草原，嘉洛草原记载了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这一游牧民族的历史。他们一代代经历过的生命岁月都消融在山水草地之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对未来的期盼离不开与大自然与草木鸟兽的相亲相依。正是存在于藏族人血脉里的这一基因，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索南达杰对可可西里从“经济开发”转向“保护”，他特立独行，对现代环保意识的前瞻姿态，有他血脉里基因的支撑。书中索南达杰是1994年1月18日与盗猎分子枪战中牺牲的真实人物，又是带有我的心灵感受与对人物深入理解而创造的艺术形象。

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融合，是亘古不变的主题。人类扎根于自然，永远离不开自然，而可可西里是自然之母。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视为一种“亲情关系”，是“拥有一种在家园感”，并要以“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现代人的统治欲与占有欲”。如果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可西里遭受“淘金”“猎杀”的破坏，是这种“统治欲与占有欲”的反映，那么索南达杰就担负起了“取代”的重任，是对自然“拥有一种在家园感”的人物角色。蒙语可可西里，又意译为“美丽的少女”。可可西里可称为“冻龄女神”，她召唤着生态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