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新山乡巨变的书写层出不穷，被广泛认可的扛鼎之作却比较少，我们首先必须直面的，是乡土写作正陷入的困境。”近日，在由江苏省作协、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和常州市文联共同主办的“新山乡巨变与新乡村书写”主题论坛上，《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直言道。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这一时代语境正对文学发出召唤。论坛力邀首届高晓声文学奖得主和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期待能为弥合“新山乡巨变”与有效的“新乡村书写”之间的裂痕，集聚思路、智慧和必要的文学准备。
不要主题先行、宣传口号
要人性的、想象的、文学的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介绍，中国作协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来，收到了数百部投稿作品，遗憾的是佳作很少。“我们不要主题先行、图解政治、宣传口号的，我们要人性的、想象的、文学的。”吴义勤介绍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目标愿景，也就是产生一批跟得上时代、给人以力量的精品佳作，塑造出新的文学典型、新时代的文学地标，并激活以高晓声、柳青、郭澄清为代表的，把自己当成农民、深入到生活深处的文学传统。
凭长篇小说《谁在敲门》获首届“高奖”的四川作家罗伟章，坦言“感觉乡土作品的生命活力正在变弱”。他的观点引发与会者的共鸣，为观照乡村书写难题解开了一根重要的“线头”。
“和路遥、张承志等前辈相比，现在的许多乡土作品比较‘软’和‘蔫’，那种来自大地深处、生命内部的元气，那种使人物‘不得不如此’的力量，正在萎顿萎缩。许多作品推动故事依赖的是叙事策略，但作品里的‘人’是没有主体性的，故事席卷了人物，而不是人物创造了故事。当故事成为了主角，作品就必然丧失了‘人’的光辉。”
罗伟章还注意到，许多作品只紧盯着“山乡巨变”的时代轮廓，却没有能力和耐心去发现生活的细部，无法让那些政治的、社会的元素转化为审美，也就无法文学地把握生活与时代的本质。“审美的力量来自细节，这是文学的重要规律。”罗伟章说，“作家们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我们是否具备强大的主体性，是否拥有感知时代复杂性的能力？”
把“主题创作”理解成“主题先行”，正是何同彬梳理的乡土书写几大误区之一。“一些作家写出来的作品除了‘主题’对了，其他都是错的，这严重制约着主题创作的发展。”何同彬说。此外还有“现实感”的误区，或图解政策、粉饰乡村太平，或卖弄表面化的地方风土人情，或以流量思维对乡村进行博人眼球的奇观化处理。他提出，乡土书写不能回避巨变过程中的矛盾斗争，不能回避中间人物、负面人物，不能回避对人性的凝视、对问题的正视。
作家的“能不能”背后，首先是“愿不愿”。何同彬援引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观点，伯林认为，小说家优于社会科学家之处，是他们能够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潜入表层现实以下，“那里的构成却是黏稠的物质”。“现在的一些作家纷纷中产化了，懂咖啡豆的比懂土豆的多，去乡村采风，宾馆住得不够高级都浑身难受，这样的作家怎么能写出真正的山乡巨变呢？”
追踪“新”和“变”
新乡村书写的既有成果在哪里
接踵而至的新现实、新经验，使“新山乡巨变”成为不断流动与生成的复杂巨系统。论坛上，与会者既盘点新乡土书写在哪些维度上有所收获，也分析在哪些话题上作家们因困惑而思索踟蹰。
塑造新时代“创业史”中涌现的新形象、新性格，展现时代新人身上饱满的生命精神、创造精神。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认为，这既是新乡土书写的阶段性收获，也是它应继续深耕的方向。几部江苏作家作品令他印象深刻：张荣超、谢昕梅的《我是扶贫书记》塑造了扶贫书记李田野的形象，接续起以梁生宝为代表的乡村创业者形象谱系；李海年的《大步流星》讲述“兵王”唐海林服役期满后，放弃高薪聘请返回母校工作的故事，新时代退伍军人的楷模形象呼之欲出；还有王大进的《眺望》，主人公唐小兰遭遇巨大的不公正待遇后，自勉自救、超拔于苦难，体现了作家对农民、对底层的想象视野拓展。
以首届“高奖”获奖作品为例，南京作家余一鸣的中篇小说《湖与元气连》借讲述大学生村官王三月的任职故事，来观察和表达对当下乡村治理的思考，并将对自然生态恢复的关注升华至对人性生态修缮的期许。余一鸣笔下，大学生村官这样的新人物为传统乡村格局的变更注入了新鲜的内生动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重塑乡村治理体系和伦理秩序的青春力量。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则重点关注青年作家的乡村叙事及其贡献的审美新质。“江苏作家孙频的《以鸟兽之名》，讲述了几个颇具悬疑色彩的‘寻找’故事，她耐心描写山林中的动物、植物、文物，全息呈现山林的微妙气息，美学上独树一帜；魏思孝以自己的家乡——山东的一座小村镇为中心，以田野调查和非虚构的路径，为熟悉的乡村男女‘做传’。还有甫跃辉，从他作品的‘返乡叙事’中能读出几分鲁迅《故乡》的调子，有的作品又直接将幻想与现实交融，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对人类处境的悲悯和困惑。”
“新山乡巨变，重点是‘新’和‘变’，农民的观念、生活习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怎么样？但在追踪这种‘变’的时候，我又产生疑问：较富裕地区的新乡村、新农民和城市、市民的区别究竟在哪儿？”江苏省作协名誉主席范小青谈道。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雨花》主编朱辉同样困惑于此。在他们看来，有差异才会有文学，找到农民之为农民的身份殊异性，是新乡村书写的起笔之点。
有意思的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返乡时发现，昔日村民生产日用的遗迹已被当作乡村文脉保护起来，欣慰之余，他也以此推演：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形象，是作为密实鲜活的生活样态，还是作为供城市读者赏玩的风景？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也表达了他的疑惑：乡土故事如何获得地方性、国族性和世界性的融通，既写出本地读者熟悉的乡村和农民，又能够感染外地的读者、甚至被翻译出去，成为受世界读者喜爱的中国故事？
以“新乡土意识”扩容视野
文学回归个体也回归历史
“书写新时代中国乡村，归根到底，就是书写我们命运与共的辽阔中国，就是书写我们生逢其时的这个时代，就是书写追求民族复兴梦之路上的一个个鲜活的、努力的身影。”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说。
那么，新乡土书写的路径依托究竟在哪儿？通过这场论坛，一些基本的文学共识在凝聚。首届“高奖”得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沈念提出“建立新乡土意识”的观点，获得了与会者的共鸣。沈念解释，新乡土意识意味着意识的扩容，它要求作家不困囿于过去的经验，重新认识广阔无边的新现实，重新积累对历史、生命与情感的认知，重新认识乡土大地上人、乡村结构、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所发生的新变化，以一种平等、虔诚的情感姿态，塑造有精神底色、现实逻辑的新人物形象，既赓续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融入现代性的观念。
乡土书写也可以很现代，这是《收获》主编程永新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在读高晓声小说《钱包》《鱼钓》时，所共同感受到的审美惊喜。“我这几天总在思考，高晓声留下的文学遗产有哪些，我想到了《钱包》《鱼钓》，里面那些超越于具体的钱包和鱼钓之上的象征性的东西。你看，高晓声在他的外表很像农民的躯壳之下，埋藏了一颗向往现代性的灵魂，新乡村书写同样应当如此。”程永新说。
既要写出外在的山乡巨变，也要揭示人灵魂深处的秘密。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提醒，“记录时代”固然是文学的使命，文学也要“向内转”，去解决人的精神、灵魂上的问题。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建议，作家们固然可以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乡村发展伴生问题的困惑、迷茫，高明的作家也往往善于表现这些，但这些表达不能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叩问要获得深度，就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学术观点的介入。
梁鸿、黄灯、李娟等作家的非虚构乡村叙事广受青年读者欢迎，作家们应该向非虚构学习什么？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阳扬认为，她们的非虚构乡村叙事实际是个人乡村经验的呈现，以大量细节丰富了乡村的民俗趣味，以细腻的乡情表达赋予乡村别样的景观。新时代的新乡村书写，或许可以更多地从个人经验入手，挖掘乡村丰富的民间肌理，并在建构乡村情感的多重体验上做出更多的尝试。
如果怀揣“史诗”的雄心去审视今天的新乡村书写——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提到了自己不久前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观点，即“从历史链条看乡村世界”的书写逻辑：“周立波《山乡巨变》之所以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除了人性描写的艺术魅力外，还在于作者的历史思考的超越性。我们的作家如能观察到历史巨变中的深层话题，用‘第三只眼’穿透‘第四堵墙’，还乡村巨变以真实的面貌，其文学史的意义一定是指向未来的。文学的‘史诗性’就是让作品一直活着，让它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让它在未来的阅读者当中仍然葆有鲜活的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