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访学一年，我与西方学者、作家、翻译家有许多专业上的对话和交流，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这里，我想说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两点。
西方儿童文学研究持有的批判与反思精神
我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系统关注与研究已有十余年。记得2008年秋至2009年初，在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研修期间，我通读了那里收藏的英语儿童文学理论期刊，既惊讶于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的发展壮大之势，也感到它所面临的瓶颈与困境同样不小。在剑桥的交流让我看到，近十年来，西方儿童文学研究正在持续的自我批判与反思中走向新的境界。尤其是它对待“儿童”问题的深刻的自我批判与反思精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学术史也是一部关于如何不断地重新认识、表现、书写、建构儿童的理论批评史：一方面，坚守成人之于儿童的文学与文化职责，以儿童文学独特的方式履行这一职责；另一方面，则不断反思在儿童文学的创作批评中成人作者与成人批评者相对于儿童的“他者”位置，强调在儿童故事中恢复儿童生活世界固有的多层与复杂，以及儿童文学对儿童的文学接受权与文化知情权的尊重与培育。
正是从这一批判立场出发，来自美国的剑桥学者乔·萨特里夫·桑德斯在他的著作《问题的文学》以及关于非虚构儿童文学的对谈中，提出了理解非虚构儿童文学的一个新颖而重要的视角：对非虚构儿童文学来说，重要的不只是作品是否呈现了科学的知识或客观的事实，还包括作者在关于一切知识与事实的非虚构书写中，是否仍然给儿童的阅读留出了批判阅读与思考的空间。当下认定的各种知识的科学性与各类事实的客观性，需要不断经受新的批判、检验与修正，在非虚构儿童文学写作中承认、保留这种不确定性，促使儿童建立更为成熟的知识观与判断力，应成为当下非虚构儿童文学的自觉意识与实践方向。非虚构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知识的讲授，还在于揭示知识在写作中得到呈现与建构的方式、过程，这在积极的层面上继承了福柯的谱系学思想。“非虚构儿童文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诚实”正是指向成人作家面对儿童读者的谦逊与真诚，成人作者不是在文本中将自己塑造为居于上位的全知者，而是将儿童放到平等的位置上，诚实、坦率地告知自己的所知与不知。由此，儿童接收到的也不仅是知识或事实，还包括理解知识、读解事实的观念与能力。
这一批判阅读与“批判的儿童”（the critical child）观，是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实际上，这也是20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在伦敦大学学院孔子学院主办的第17届全英汉语教学年会上，针对我在开幕演讲中谈到的对儿童读物中的“暴力、情色、刻板性别角色”等不适宜内容的警惕，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魏特曼（中文名蔚芳淑）提出，面对这类读物，最好的选择也许不是隔离和禁止，而是教会孩子如何辨识、辨别个中问题，从而帮助他们在阅读中培育批判意识，把握阅读的主动权。事实上，即便是一些被公认为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从今天的视角看，可能也存在一些艺术或文化问题。在这样的现实下，批判阅读的倡导与“批判的儿童”观的普及，是儿童阅读从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的转变。在后来的对话中，我们也谈到了儿童批判阅读的话题，一种成熟的儿童批判阅读观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对儿童的影响，也有助于解决儿童文学艺术表现中的传统困境与难题。
我与同样来自美国的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凯伦·科茨教授第一次面见交流时，便谈到了“儿童”的话题。在我看来，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基本脉络之一，即是其儿童观念的转变与演进——从早期视儿童为理所当然的“可知”对象，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不断认识到理解儿童的难度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不可能性”。凯伦在对谈中提出的许多见解也与这一打开后的“儿童”观念密切相关。我们的谈话从她在剑桥大学的儿童文学专业课上举例分析的若干儿童文学作品开始，这是她从海量阅读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作品，作为一种写作的新趋向，它们代表了当前西方儿童文学创作的前沿探索，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儿童”问题紧密相关，思考如何在儿童文学中把一个更广大的生活世界交还给儿童，也把一种对生活和世界的更完整、成熟的认知力与判断力交给儿童。这背后是支撑、推动整个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演进的重要思想，即认识到儿童是与成人一样丰富、复杂的个体，认识到儿童面对的生活丰富度和复杂性与成人是同等的，继而探索如何在儿童文学中落实和推动这种认识，以使儿童文学得以更好地促进现实儿童的生存与发展。
应该看到，自现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诞生伊始，其理论思考始终包含以下矛盾：一方面是不断致力于划定为儿童写作的文学边界，另一方面则在不断地反思中努力突破这种边界。作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界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指出，长久以来，儿童文学都被认为是一种“说得较少”的文学，由此导致了它的各种“缺失”。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说得较少”一直被认为是从文化上保护儿童的必要举措。但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日益发现，那些被“隐瞒”的方面，也可能在很多时候导致了儿童文学向儿童呈现的世界与生活图景的某些重大缺失，进而造成对儿童的文化简化。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批评发展，西方儿童文学主流批评界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儿童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有美丑善恶真假，只有了解“更大的真相”，才会懂得如何去选择和实践真正意义上的、富有实践力量的真善美。对儿童文学来说，最大的难题从来不在于能否碰触这个“真相”，而在于如何寻找到一种属于儿童文学的独特而恰当的艺术方式来书写表现它。我们在对话里也谈到了这几部作品独特的幽默机制与视觉手法，以及如何使儿童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与故事保持恰当的认同疏离。同时，凯伦清楚地指出，这一趋向并非对过往儿童文学创作模式的否定，而是一种重要的补足。在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语境中，无疑是一种极富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创作探索，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持久关注与热情
剑桥访学给我留下的另一点深刻印象是一部分西方同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关注与热情。据我观察，因为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客观隔阂等原因，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了解和关注总体上较为有限。为了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英语翻译、传播和研究，包括汪海岚和蔚芳淑在内的一批英国翻译家、学者以及相关机构做了大量重要工作。
汪海岚是身体力行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重要翻译家，她的《青铜葵花》英译本以其对这部儿童小说故事氛围、情感节奏、语言诗性的传递与再创造，推动了曹文轩作品乃至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这些年，她每年都有华文儿童文学译作问世。在我看来，她是当今英语世界对中国儿童文学了解和介入最深的西方翻译家之一。她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者陈敏捷合作的论文《英语翻译中的中国儿童文学》（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系统梳理晚清至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英译史，收入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帕尔格雷夫汉语研究手册》（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蔚芳淑主持的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翻译、接受、传播以及培养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人才。这些年来，他们做了许多工作来推广全英范围的汉语教学，包括组织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中国文学翻译比赛。近年来，研究中心参与组织的“白玫瑰”翻译比赛，选择中文儿童文学作品作为比赛文本，并通过英译本的出版，促进了这些作品的传播。第六届“白玫瑰”奖获奖译本、依奇·哈森（Izzy Hasson）翻译的中文图画书《好困好困的新年》（孟亚楠 文/图）于2020年在马里士他出版社（Balestier Press）出版。此外，我在剑桥期间还结识了另一位英国重要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尼基·哈曼（Nicky Harman,中文名韩斌）。2020-2021年，因另外两场为了推动英国的中文学习的翻译比赛的汉语儿童诗选文，尼基曾两次与我电邮联系。
他们是英语世界里一个了不起的群体，热爱中文和中国文学，为推动汉语学习、推进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理解，不遗余力地默默努力着。在剑桥期间，我有幸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努力，也参与了其中一小部分工作。我为全英汉语教学年会所做的演讲，选取若干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对其中片段做了语言层面的精读与细析。与会嘉宾对这样的细读非常感兴趣，在留言区表达了想要更多地了解和阅读中国儿童文学的愿望。我与芳淑商定，由我联系中国的作家落实授权，在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网站上传一部分中国儿童文学短篇作品，既可供在英的汉语学习者和教学者进一步参阅，也可供有意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参考。
这些翻译家和研究者对待中国儿童文学的态度，既让我感动，也令我沉思。2018年3月的博洛尼亚书展，海岚与芳淑都来参加了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关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现状与趋势的对谈。我们谈到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成绩，也谈到它自身正在面对和反思的一些问题。对话结束后，海岚主动走上来告诉我们，对谈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这些年她在中国参加了不少儿童文学的交流活动，感到一些介绍和描绘“太夸张了”。我深知他们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儿童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作为西方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者，他们为中国儿童文学摇旗鼓呼，同时也希望它在清醒的理性和开阔的视野下走得更远。在交流和对谈中，海岚表达了对中国儿童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可见度”的高度关切，并提出了“最希望我能做什么”的真诚愿望。听到海岚批评英语世界较少关注中国儿童文学发出的声音，我感到，她对待中国儿童文学颇有“自家人”的态度，既希望中国儿童文学更理性地看待自身的成就与问题，也饱含真诚的关切和由衷的热爱。
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相比，西方学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观察与研究往往体现出西方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特点。芳淑告诉我，她正在从事中国儿童文学书籍的副文本研究，尤其是书上的作者简介、作品推荐语等。她感兴趣的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是如何在副文本中被塑造为一种“名人”形象。她在对话中更进一步谈到了针对副文本的批判阅读，如果一个孩子学会用批判性的视角和方法阅读儿童文学书籍的副文本，对这部作品和这个孩子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涉及到儿童文学观、儿童书籍观的变化，还涉及到成人阅读观和教学观的反思与变革。在这里，儿童文学阅读的意义不在于将作品、作家视为膜拜的对象，而在于从中培养、获取对语言、文字、文学以及文化的稳重把握与成熟理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乔对中国当代原创图画书《团圆》的细读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海岚、芳淑相比，乔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关注与兴趣可能属于另一种类型。他虽不懂中文，但对中国儿童文学非常感兴趣，不但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还将《青铜葵花》列为期末考试试题之一。全英汉语教学年会过后，我将主办方录制的演讲视频发给他，他从头到尾看完，并在邮件里与我交流感受。我在剑桥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碰见的亚裔儿童文学研究生，多是乔的学生。他希望我介绍一些有英译本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给他，我便向他推荐了若干种，包括《团圆》和《夏天》。他非常喜欢，并在邮件和视频交谈中仔细分析《团圆》一书的细微妙处，他对书中一些细节的发现和解读方式，给我很大的惊喜和启迪。在我们关于《团圆》的对谈中，乔谈到了图画书中画面与文字之间的密切合作，在今天已经成为图画书研究界的共识，似乎并无特别的新意。但他进一步分析了由文字与画面的合作带来的图画书叙事的独特模糊性与复义性，并由此提出了这样的解读：在《团圆》中，毛毛的硬币究竟是失而复得，还是父亲安排的一场善意的谎言？如果是后者，这部图画书的儿童视角将发生什么样的转变？他的分析提醒我们关注图画书中儿童视角的复杂性，以及图画书叙事独特的丰富性。我曾问他，像《团圆》这样的作品，显然并非以当下儿童文学作品常见的游戏性和趣味性见长，你觉得它在西方世界会受到读者的喜爱吗？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故事很鲜活，情感很动人，图画与文字的配合密切融洽。乔的儿子读高中了，非常喜欢《团圆》。在乔看来，这也证明了优秀的图画书其实并不只是低幼读物，也包含了对成年读者来说十分丰富的解读和体验空间——这也是图画书这个特殊的儿童文学门类在今天得到大小读者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这次对谈意犹未尽，我结束访学以后，通过电邮继续与乔讨论解读《团圆》的论文写作，按照乔的建议，以“视角中的视角”作为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意在强调儿童图画书中儿童视角的深度。这是一次跨文化合作研究的有趣尝试，在讨论过程中，我们的观点有呼应，也有对撞。正如乔所说，这样的探讨证明了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不受地域、文化和语言边界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