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是著名当代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我的恩师朱寨先生百年诞辰，我们追思他参与创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之伟绩，学习继承他所坚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文艺评论优秀传统，对于繁荣发展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幸经陈荒煤先生引荐，来京从师于朱寨先生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文艺评论。在那几年令我终生受益和终生难忘的日子里，我与恩师及蔡葵先生、范际燕先生朝夕相处于文学所在陶然亭公园租用的办公平房里，完成以他为主编的国家“六五”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他统领全局，精心谋划，以身示范，率领我们梳理史料，拜访名家，调查考证，分析研究，手把手地把我引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大门。

恩师教诲，铭记在心。梳理起来，要者有三——

一是治学一丝不苟，治史唯实求真。我随恩师求学，第一课便是让我从北京图书馆借来《文艺报》自1949年创刊以来的整套报刊，堆了整整半屋子，命我逐年逐月逐页认真翻阅，整理出新中国文艺大事记，编选出在新中国文艺发展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一定位置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曲艺、影视作品和重要文艺理论论著、文艺思潮论争、文艺作品评论年表目录。他还督促我（那时范、蔡二位先生尚未参加课题组）每晨骑自行车穿城到王府井附近的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查阅各省、市出版社和文艺刊物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卡片，早去晚归，悉心收集，万勿疏漏。他总是谆谆嘱咐我“治学要一丝不苟，夯实基础，撰写《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基础工作就是要掌握真实的历史，要唯实求真！”恩师作为新中国文艺发展史的参与者、见证人，应当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很有话语权。但他决不满足于自己所亲历、所掌握的历史事件，而是带领我们这些后学者探寻历史的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总结出经验教训。我的那本《新中国文学纪事及重要著作年表》小书，便是在恩师悉心指导下才得以完成的。而我的那点点学术功底，也正是那时才初练而就的。

二是学术研究上要自觉摒弃长期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不左就右的单向思维，而代之以全面把握、兼容整合、辩证分析的和谐思维。恩师从延安鲁艺走来，历经文坛风风雨雨，为人低调，风度儒雅，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析，总是既洞察深刻，又精准适度。譬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他既不同意那种一概肯定的评价，也不同意那种简单地一概否定的态度。他带着我多次走访了当年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见证这一批判运动全程的电影理论批评家钟惦棐先生，厘清了事件的始末，又查阅了尽可能收集到的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文献资料，综合分析，得出了独特深刻的结论。他指出，这场批判运动事出有因，新中国诞生伊始，毛主席正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清扫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废墟，并亲自为《人民日报》审定社论，号召大家“丟掉幻想，准备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曾在百忙中看过两遍电影《武训传》。第一遍是作为观众进行鉴赏，主要是以艺术审美思维，曾为赵丹饰武训的演技叫好。第二遍是作为政治领袖统揽全局，主要是以政治思维，发现《武训传》所宣扬的“行乞兴义学”的教育救国不触动反动统治根基的改良主义主旨是有悖于“将革命进行到底”思想的。于是，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修改审定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后来，由对一部文艺作品开刀却引发出一场批判运动。因此，恩师具有辩证思维的结论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绝对否定或简单肯定的两种极端评论都不可取，应当把它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实事求是地辩证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尤其是吸取把文艺学术问题简单上纲上线，并进而由此发动政治运动伤害了文艺、伤害了文艺家的深刻教训，必须记取。恩师把这一结论写进了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实践证明，这一结论是科学的。恩师最反感在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中没有定力，趋时随风，今日说东、明日说西，甚至生吞活剥地用西方理论阐释剪裁中国的审美实践。

三是要满腔热情地关注新作品，扶持推介文学新人。恩师晚年，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创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重任在肩，十分繁忙，但他却能极为敏锐地发现标示着文学潮流发展走向的重要新作品和新作家。新时期之初，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刘心武的那篇《班主任》，上世纪80年代谌容的那篇《人到中年》，恩师发现后连夜执笔为文，热情推荐。作为新时期德高望重的文学评论家，他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扶掖新人，推荐佳作，真是功不可没，名留青史，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恩师远行，已逾十年！师训三条，铭记终生。其高风亮节，山高水长；其思想学术，永载史册！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