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当代最早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专门家，朱寨在长达70多年的文学研究生涯中，参与过《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本书编写组）的写作，出版了评论集《从生活出发》《感悟与沉思》《朱寨文学评论选》《行进中的思辨》、散文集《鹿哨集》《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纪实》《记忆依然炽热》等，并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新潮》《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等。著述涉及散文、批评与文学史等多个门类，可谓成就卓著。
因此，在朱寨这个名字之后，可以后缀多个定语，比如理论批评家、散文家、文学史专家等等。这些称谓对于他而言，均名副其实，都当之无愧。我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在朱寨名字之后，标明“新时期文学的有力护航者”，是感到就新时期文学而言，朱寨从一开始就独具慧眼、见微知著，为“伤痕文学”挺身而出，替“反思文学”仗义执言，为“改革文学”鸣锣开道，为劫后复苏的新时期文学的萌生和发展，为新时期文学冲破种种阻挠的奋勇前行，以及推动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这一方面的辛勤劳作与非凡功绩，需要我们予以高度关注，值得我们长久铭记。
朱寨之于新时期文学，可以言说的话题，可以重温的事例，不胜枚举。择其要者而言，可以说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集中也更为突出，这也或可看作是朱寨对于新时期文学的两大贡献。
护佑文学新潮向前奔涌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坛依然乍暖还寒。僵化的观念与禁锢的思想，使得人们在文学领域里依然犹疑不决，踟蹰不前。在这个时候，谁能发出腊尽春来的新声，就显得十分重要。约从1977年年底开始，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苏叔阳的话剧《丹心谱》等作品先后出头露面，引起了文坛内外的惊喜与震撼，也引来了一些非议与责难。在这个关键时候，陈荒煤、冯牧、朱寨等有分量的评论家先行发声，对于这些作品予以及时的肯定，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其价值与意义所在。这一时期，朱寨就话剧《丹心谱》撰写了《从生活出发》的评论，就刘心武的《班主任》撰写了《对生活的思考》的评论。他认为这些作品，“闪耀着生活哲理的光辉”，“标志着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由此他信心满满地告诉人们：“新的历史时期必将产生新的作品、新的作者。”在评论这些作品时，朱寨秉持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从生活出发”，“用生活印证、判断作品对于生活的反映”。立足“生活”、“从生活出发”这些现在看似平常的概念与说法，在当时的语境中却具有着特别的意义，其意义类似于当时在思想领域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与讨论，并在内在精神上，与之构成了有力的呼应与相互的支撑。
本着“从生活出发”的原则，朱寨对于那些反映了生活的新现象、描写了生活中的新人物，并在文学写作中体现了新追求、新探索的，都给予特别的关注，予以积极的支持。他在评论文章中，提醒人们要注意刘心武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严肃认真的深入思考”的内涵；要关注谌容创作在反映现实社会问题方面体现出来的“新的开拓和突进”。他还以一系列题目带“新”的评论文章，评说和肯定了当时的一些饶有新意的新的创作与新的作品。如以“新的突破”为题，对《乔厂长上任记》的评论；以“新的开掘”为题，对《内当家》的评论；以“新的青春之歌”为题，对《土壤》的评论。这些以“新”为题目和题旨的评论，都充分而鲜明地表现了他对文学创作中的新探求、新突破的有力呵护和坚定揄扬。
朱寨还有一些文章，对一些发表之后颇有争议的文学作品，从学术和专业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读，提醒人们注意作者的创意，理解作品的新意。如在《公开的情书》的评论中，对于作品思辨特点的强调；在《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评论中，对作品的历史深度的肯定，都既自出机杼，又令人信服。把这些总合起来看，朱寨在新时期文学的萌生与发展中，基于自己对于作品的悉心阅读，本着自己认定的文学原则，在新的作家作品需要扶助、新的文学创作需要支持的关键时候，总是及时地挺身而出，大胆地抒发己见，坚决地予以支持。而因为他的意见深思熟虑，他的看法深中肯綮，实实在在地起到了为作家焕发创作自信、坚定文学追求，为创作清除前行路障的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这种历史性的功绩，是无可替代的，也是不可磨灭的。
力促文学批评回归本位
新时期文学能够在短短数年间摆脱束缚，发荣滋长，并走向多样与多元状态，除去文学创作方面的积极探求与不断突破，理论批评经由文学论争和作品评论所带来的观念更变与文学新变，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动能。文学批评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走向自立与成熟。朱寨在评论作家作品的同时，还把很大精力用于文学批评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看法与意见，对于文学批评不断自省和走向自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朱寨对于文学批评的观察与研判，常常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高度关注弃旧图新的点滴变化。朱寨自己的文学批评，始终践行切近作品实际的“艺术分析”，并把这看作是文学批评立足本位的职责所在。因此，当他观察到一些文学批评“从思想与艺术相统一或相结合上进行分析评论”时，他把这看作是“文学批评真正成为了文学批评”。他在《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新时期小说评论》等文章中，评析了文学批评的这种可喜走向，并欣喜地告诉人们，这些评论越来越有“诗学”、“诗艺”的味道。
文学批评的状况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关系甚大。朱寨在从事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的同时，也在关心和寻思着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他在这一方面最为重要的成就，是由《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和《当代文学新潮》两部著述，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治史的范本。同时，他还为当代文学研究遭受的责难予以有力的辩护，并提出了一些引人发醒的意见。他在《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感言》的文章中，以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体会，对那些轻蔑当代文学研究的看法给予了有力的反批评。针对那些搞文学研究的人所谓的“当代不及现代，现代不及近代，近代不及古代”的说法，他这样告诉人们：“当代文学研究除了特有的历史范围，还有不断发展着的文学现状”，“古典、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可以不了解当代，研究当代的却不能不了解古典和现代文学，否则就不能进行纵向的比较。当代文学研究者还必须有广泛的世界文学知识，否则就不能进行横向的鉴别”。这些如实的告白与有力的自辨中，蕴含了清醒的自知和高度的自信，既是对那些轻慢当代文学研究的言论的最好回击，也是对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们的最大激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持续深入，文学翻译与文化引进获得了极大发展，这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丰富的参照与域外的借鉴。但在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文艺生活，乃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出现了一种竞相效仿乃至盲目跟从国外的一些文学文化现象的倾向。朱寨就此写作了《文学应举起本土的旗帜》的文章，指出“无论理论或创作，都留有这种‘消化不良’的痕迹，甚至别人看不懂自己也未必懂的硬译生造术语概念的充斥。对此，当然不应该肯定赞赏”。他郑重地提出：“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横向世界，纵向历史。构造独立的理论体系，酝酿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创作。”在这样的感言与看法中，清醒的自我认知，突出的本土立场，坚定的文化自信，都表现得十分充分和格外鲜明。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一个立场与姿态，也是我们发展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根本所在。
朱寨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相当巨大的。这些作为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的一部分，值得我们珍惜和重温，并从中汲取我们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养分与力量。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