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球之子》是一本尝试之作，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对一个酷爱科幻作品的作者而言，这次尝试充满了对未知探索的勇气，对我个人而言，创作上没有任何遗憾。

自《弗兰肯斯坦》以来，科幻小说或者说科学罗曼司作为重要的文学类型登场，经历了黄金时代、退潮与复兴，最终成为一种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富有生命力的流行文体。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未来，科幻小说仍然会继续保持其活力与创造性。

我觉得这种活力和创作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源自人类本性的对未来的幻想与恐惧——这造就了科幻小说乐观与悲观的二元性，这种对未来的幻想和恐惧是多层面的。比如我创作《月球之子》时，主角之一的裴思海表面上有宇宙恐惧症，面对广阔无垠的黑暗宇宙，对人类未来感到迷茫；但是人类最伟大之处也在于此，不怕挑战，不惧困难，充满了求知欲和探索心，即便在最晦暗的时刻，也能看到一点光亮。二是人类不可知与不受限的想象力。正如威尔斯所说，科幻小说是针对现实的幻觉，实际上实现的是历史小说的效果，是作家站在更高维度创造的更高形式的小说。

当确定了科幻小说的两大价值之后，作为中国科幻文学创作者，就能够清晰地明确自己的立足点与方向，为创作出真正科幻经典作品做好认识论上的准备，但科幻小说创作仍然要受到前人与读者固定认知的桎梏。在这种有限的无限中，如何创造出脍炙人口的流行与经典，同时做到娱乐性与思想性的统一，需要勇敢的想象力，以及将想象与现实、人性相结合的方法与能力。

我觉得科幻小说成功的一大要素是科技概念，想象出读者认知内能够自圆其说的、全新的概念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从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到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莫不如是。近一点而言，让中国读者印象深刻的如《三体》中的“二向箔”。

而在科技文学范畴，小说家与评论家们常有软、硬之争。早期类型文学发展中，代表着技术推演的硬科幻似乎更受到推崇，但随着时代的演进与海量作品的堆积，基于现实科技而产生的相对比较硬的概念在竞争中陷于颓势。事实上，哪怕是科幻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之一阿西莫夫，本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也是专业的科普作家，但在科幻创作领域，他最为人所知的两大概念“银河帝国”与“阳电子脑机器人”，与他的技术背景毫无关系，也并非基于当时乃至于现有科技可以推演的结果。在信息爆炸的当代，几乎已经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全新的、宏观的科技概念，科幻小说的创作也开始围绕基于热点性的几个原点概念来创作，比较典型的就是时间旅行与宇宙探索。

在这种前提下，科幻小说的价值更多体现于科技概念与现实相结合的能力，在虚幻的想象中呈现真实的人性与情感、矛盾与冲突，让人忘记这是一个假想的世界，开始随着作者的笔触而深入思考。科幻小说可以是细致入微的情感叙述，也可以是可歌可泣的史诗。这需要倾注作者的情感与思想，在一个完整故事之下，奔涌的是何种价值观与情愫，这种价值观能否得到读者的共鸣，这种情愫能否打动人的心灵，才是文学价值的根本体现——只依靠一个“概念”的噱头，便得到追捧与吹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科幻小说更多将回归文学的基本面。

身为作者，本身就应该要有广泛的阅读量。如果是科幻作者，更需要阅读历史。众所周知，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来自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海因莱茵的《星船伞兵》来自他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与纳粹的反思，罗杰泽拉兹尼的《光明王》来自对印度与佛教文化的重新解读。中国科幻要走出世界科幻的类型枷锁，创建出自身的派别与类型特征，从而诞生经典，同样需要从文化根源与民族性中汲取养分，这样才能摆脱对西方科幻作品的拙劣模仿，从而定义自我价值。这一点，可以从日本推理小说自欧美本格推理中涅槃重生的过程中找到一丝可参考的模板——从模仿西方创作的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到初步找到自己创作道路的松本清张等人，再到彻底确立日本推理文学特色的宫部美雪、东野圭吾，以及不断涌现的结合日本民俗的京极夏彦、三津田信三、乙一等新一代推理作家。

中国科幻创作的经典化，也必须经过这样艰辛的路途。我们还不能忘记老一代中国科幻作家的精气神，例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尽管年代久远，但其中透露的中国人的精气神是我们科幻精神的溯源。

《月球之子》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准确地说，是在中国作协的鼓励下，一次勇敢的尝试。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作者在探索更多的创作手法，挑战更广阔的创作题材。我也相信，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国科幻作者们，一定会面向世界文学，给全世界的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