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浪潮汹涌而至，契合着中国社会文化空间的短暂空疏，契合着市场经济对个体感性生命价值形态的时代性召唤。从表面外显上看，是因了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从深隐层面考察，则是因了与时代发展需求的历史性遇合，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如火山爆发般浮出了中国的历史地表，而又因为未能自觉地在价值形态上引领中国的社会转型，在呼啸之后渐入写作常态。位于山西文化领域中的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与中国这一时期的女性书写大潮相同步，却又沿袭了作为边缘地带的晋地山地文化与中华文化中心领域的张力关系，以自己的写作实绩丰富了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内陆化本土化进程。新近出版的《性别想象：女性文学掠影》为我们审视这一书写现象，提供了一个可供言说的典型个例。
该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晋地女性书写、现当代女性文学掠影和附录。三个部分各有特色，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我们在审视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时给予关注。
该书第一部分主要是论述蒋韵及葛水平的文学书写。蒋韵、葛水平是能够代表晋地女性文学书写标高与实绩，且因此建构着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两人的区别不仅仅体现于其各自成为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代际之标识，更主要地是作为两种晋地女性文学书写之形态。要而言之，蒋韵是都市的知识分子写作，葛水平是乡土的底层民众写作。在蒋韵笔下，潜隐地存在着一个相对于此岸世界的彼岸世界，并因此在其神性之光的审视中，形成了个体生命的绝望的美丽。在葛水平笔下，是孕育、生长于肥田沃土中的女性感性生命之花的艳浓绚烂。女性基于彼岸向往的宗教般的神性情怀与女性立足此岸的生命天性的酣畅淋漓就这样完美地对接、承续于蒋韵与葛水平的笔下，并各自回应着时代演化中的价值召唤。如是，在两人笔下，看似写了女性的两极——譬如，蒋韵笔下的男女情爱绝无“性”的痕迹，而在葛的笔下，“性”公然于世俗男女生活之中——但实则一体，是于老树之根上开出的两朵颜色不同的花。其原因正在于人性的极致即神性，诚如温德尔曼在《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中所说“上帝就在女人们生活着并确立其价值之处”，只是在蒋韵那里体现为应然，而在葛水平那里体现为实然。
郭剑卿对蒋韵的文学书写的把握是到位的，她指出了蒋韵创作实绩高于其评价，且有别于中国文坛主流的孤独寂寞的状态，指出了蒋韵作品中的精神流浪特质，指出了蒋韵创作中的五四人文、俄国苦难意识、西方浪漫主义的要素构成等等。我特别注意到，郭剑卿指明了蒋韵在“文革”期间对俄苏文学等西方文学的大量阅读与汲取，这在实际上影响了其之后的文学书写。相较于新时期文坛成就斐然的同代人，蒋韵没有在1972—1975年间进行创作践行，这也可能是她在新时期文坛特立独行的原因之一。朱学勤曾指出过中国思想史上的“1968失踪者现象”，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比较深入地理解蒋韵在“文革”期间的文学阅读。
郭剑卿对葛水平的文学书写的把握也是到位的。她指出了葛水平的文学书写是挣脱或者说是根本不受庙堂、广场的思想谱系、知识谱系的束缚或规范，而是直接源自民间的生活经验与生命记忆，是乡间的生存智慧与生命美学，接受的是另一种艺术滋养。即使是文学阅读，也是“故纸堆里的想象”，由此形成了她如同胡风概括萧红时所说的“敏锐的感觉，用字的大胆，风格的特殊”。
而我多少对郭剑卿对蒋韵、葛水平的评判有些不够满足，是她没有进一步指明蒋韵之所以未在中国文坛得到应有评价的原因，没有进一步指明葛水平这种民间女性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现实意义，这需要对历史纵深与现实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把握能力，也是我对这本书第二部分对现当代女作家的论述感兴趣之所在。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最感兴趣的，是郭剑卿对张爱玲、萧红的论述。这是两位有别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作家，但在价值形态上却坚守着现代中国文学的“人的文学”的主题，而这里的“人”是个体生命。这一主题源自现代中国的发端，发展延伸到今日中国社会的转型。由此，在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相遇中，形成了价值路向的漂泊、精神的流浪、断裂中的孤寂等等。虽然在张爱玲那里，是繁华后的苍凉；而在萧红那里，则是失去后的温情。在张爱玲、萧红之后，一位中国男作家也正是因此，在一个人的朝圣路上构成了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这位中国男作家是赵树理，继承了始自《诗经》终至《红楼梦》的中国民间写作传统，以民间写作路向进入到“人的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中。只是他从当时的历史境遇出发，更注重在具体的社会层面上，体现民间生命本体性。而他的乡党葛水平则更注重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体现民间生命本体性。辨识、重评践行这一价值观的中国作家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任务，把蒋韵、葛水平放在这一价值路向上审视，或许有助于我们对她们的理解与评判。在这一价值路向上，女作家又有其独特的女性特征和女性风范，这也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感兴趣之所在，尤其是作者对文学世界中女性服饰的研究。从女性生命特质出发把握女性文学书写，不失为研究女性文学书写的一个有力通道。郭剑卿在这方面作出了扎实的富有成效的努力。
晋地的现当代文学书写以质朴的山药蛋派文学及厚重的“晋军”创作而著称，晋地的女性文学书写也曾在1990年代中期与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热潮同步，风云一时。以生存为主调的贫瘠的黄土地上，盛开了超越生存的浪漫的女性生命的七彩之花，这本身就隐喻着时代的深层巨变。在这之后，晋地的女性文学书写如同中国女性文学书写一样步入常态。从历史的纵深、现实的广阔及女性生命特质把握、评析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这一形成及演化，无论对晋地女性文学书写的发展，还是对研究中国文学书写如何应对中国社会发展，都很有意义。这需要山西女性文学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也期待这方面诞生出更多好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