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凤凰书评

组稿二三事

□钟永宁

钟永宁

无论作为一个编辑,还是出版社业务领导,选题策划,组织书稿,都是其分内一项主要工作。进出版社后,每年焦心的是为下一年或者未来几年“找米下锅”。但要找到上等“好米”,非走出门前“一亩三分地”不可。京、津、沪等地,云集了我国一流的高校、研究机构,专家荟萃,是出版人组稿的乐园。但这些城市里,出版大社名社林立,“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家远来的地方出版社,想要组到一流稿件,殊为不易。从事出版工作以来,尤其主管出版社内容生产后,我每年都要与同事到北京及附近组稿,而每次出行都不敢懈怠,行前要做足功课,一到就猛约人、排日程,每天总想多见几个专家,落实旧选题,开发新项目,弄得像打仗似的。其中的甜酸苦辣,颇令人回味。故事多多,下面先挑几件说说。

约张国刚先生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国家庭史》时,张先生还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我是从南开历史系网站的一篇文章获得线索的。那时我经常到高校的网站搜寻有出版价值的信息。张先生出道较早,年纪轻轻,就在中古史、社会史、中西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崭露头角,是学林少帅式人物。我是入道不久的小编辑,独自找他约稿,着实有点忐忑,思想斗争激烈,但一想到做一个编辑总要跨出门去,而《中国家庭史》又是前人还未做的好项目,在分管领导的鼓励下,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下决心去了天津。抵达后鼓起勇气给张先生打电话,自我介绍一番后,表达了求见、组稿的意愿,电话那边的张先生说他上午有课,还说这个项目还只是一个计划,暂时还没有考虑出版。我当时有点失落,觉得不能就这样折返北京。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对他说:“我先到你们学校招待所住下来,你没有课了,就去找你。”没想到中午过后,张先生却来到招待所。我喜出望外又紧张不安,见面就把腹稿说了一遍,从大学里师长那学来的一套治学理念,到自己写的几篇关于社会经济史的论文;从中大、南开两个高校历史学系对新兴社会史研究的一致推重,到编撰出版第一套贯通传统中国的《中国家庭史》如何重要。张先生听后,讲了这个项目的缘起和进度,还说到北京已有几个出版社跟他表达了出版意向,表示需要与其他几卷作者商量后再作决定。

见了张先生第一面后,我每过一段时间就问候张先生,并询问《中国家庭史》项目的进展情况、有没有落实出版社,每当得知还没有定出版社,心中就暗喜,觉得希望还在。一天,张先生在询问我关于该套书编辑、装帧思路、出版进度和宣传方式后,说可以交给我们出版,我听后兴奋不已,心中琢磨是什么打动了张先生。后来拿到书稿后,为了调动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我请分管领导统筹该书的出版工作,又找到装帧设计专家方楚娟老师做封面设计。该书还未出版时就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出版后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著作。有了这次经历,我后来外出组稿,不管对方是多权威的作者,都逼自己跨出去联系,对张先生在我初出江湖时给予的信任、支持,一直心存感念。

初次与左玉河先生见面大约是201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已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因此我想请他写《民国社会生活史》。北京的初冬,有些寒冷,他带着夫人应邀在一家餐馆和我见面。我寒暄几句就直奔主题,左先生说这个项目很有价值,也是他正想做的,我以为有戏,谁知他话锋一转,面露难色:“项目是好,但所里有几个大项目还没完成,要先干完那些项目,才能做你这个项目。”我说,“没关系,我能等。”我知道他很忙,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催他,大概半年、一年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转眼两年过去,2012年我调到花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选题我都留给了原社,工作的主战场转移到了文学书籍出版。4年之后,2016年底我又调回广东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见《民国社会生活史》还没有多大动静,次年便带着几个编辑赴北京找到左先生。他看到我,十分感慨。他说:“我原以为你到花城出版社后,这个活可以不干了,所里的任务太多了,没时间干自己的‘私活’。”我说:“书稿你还是要帮我写,几年我都等了,我可以再等下去。”他一脸叫苦状:“看来这回逃不了。”同去的编辑后来比我跟得紧,她们催着左先生挤时间干“私活”。左先生终于在2017年拿出初稿,经过作者与编辑双方的精心打磨,该书厚厚两本于2019年面世,这离最初约稿,不下九年时间了。出版期间,即入选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获得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后,学界、媒体纷纷推荐,其被评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2019—2020)”。出版期间还有个插曲,有人善意提出把书名中“民国”两字换掉,说那样可能获得更多奖项、荣誉。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写这段时间的,且认为一本书的地位和影响,是由其内容价值和可传承性所决定的,因此坚持不改名。这得到了左先生的高度认同。他对自己的这本书非常满意,每次帮我们引荐作者时,都兴奋地说起敝社约他写这本书的经历。我也常跟随行的编辑说,只要认可了好的选题、找到了最合适的作者,就要一直等下去,精品都是岁月磨洗出来的,速成之作,反而要对其品质抱有戒心。

下面这件往事,牵涉两位作者,恕我把他们的真名隐去,姑且称他们A先生和B先生。A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精研甚深,是国家级一个重要研究机构的名专家,也是我的老乡。有一年他到广东出差,顺便来我单位拜访。他为人低调、随和,愉快答应了我的约稿,此后他将提纲发来,我提了一番建议后,项目就确定下来,同他签了约稿合同。不久,该项目入选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此后,我就等A先生撰写书稿,其间,我在北京拜访过他,他虽然面目清瘦,但看上去还很健康,说他一直在为几部文献纪录片到处奔忙,但会挤出时间交稿。此后,过一段时间会说写完了第一章,写完了第二章、第三章……之后,就没听他说写到第几章了。因为距离计划出版时间尚早,我也没有向他催稿。后来有一天突然从朋友处得知,A先生不久前病逝了,我当时半天没反应过来,不相信他年纪不大,怎么这么快就过世了,感觉自己太大意了。

2017年我又带着团队去北京。想着这个项目不错,不想放弃。晚上,我在手机上翻通讯录,找熟悉的作者,“蒋建农”这个名字跃入眼帘。蒋先生与A先生原来在同一家单位,任部门主任,他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专家,对近代史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题史颇有研究,因此想请他出马完成这个项目。第二天,我与同事一道去他办公室,说起未完成的这个国家项目,他十分感慨,向我们回忆起A先生的一些往事。当提出请他撰写书稿时,没想到他说有一个更合适的作者,一位本单位的年轻学者B先生。蒋先生将我们带到B先生办公室。他看起来三四十岁模样。我们说明来意,他说先考虑一下再说,又问我们住在哪个宾馆、哪一天回广州。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来我所住宾馆聊聊。我十分感动,因为到北京一般都是我们上门找作者。他将我们这个项目的要求问得很细,标题、行文风格、字数、交稿时间……看得出来,他愿意做这个项目,又怕完成不好。当问明一切以后,他承诺在规定的时间交稿。几个月后,他发来了提纲、样稿,双方签了合同。次年秋天,我去北京,还是那个宾馆,还是他要求来看我。后来我和同事们为稿子的事情,与其联系好几回,前几次都说正在编写中,后来说自己身体不是很好。时间越来越紧,我虽然有些焦急,但也没有紧催他。直到一天,一位朋友说,他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而结束了自己生命。我一阵吃惊,心想,一个做事这么认真、责任感如此强的人,是怎样的痛苦才使他做此选择。当时我就决定这一项目到此为止,后来每每想起两位和善学者的中道崩殂,我就内疚、神伤不已。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2023-05-19 □钟永宁 1 1 文艺报 content70067.html 1 组稿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