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作为一个编辑，还是出版社业务领导，选题策划，组织书稿，都是其分内一项主要工作。进出版社后，每年焦心的是为下一年或者未来几年“找米下锅”。但要找到上等“好米”，非走出门前“一亩三分地”不可。京、津、沪等地，云集了我国一流的高校、研究机构，专家荟萃，是出版人组稿的乐园。但这些城市里，出版大社名社林立，“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家远来的地方出版社，想要组到一流稿件，殊为不易。从事出版工作以来，尤其主管出版社内容生产后，我每年都要与同事到北京及附近组稿，而每次出行都不敢懈怠，行前要做足功课，一到就猛约人、排日程，每天总想多见几个专家，落实旧选题，开发新项目，弄得像打仗似的。其中的甜酸苦辣，颇令人回味。故事多多，下面先挑几件说说。

一

约张国刚先生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国家庭史》时，张先生还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我是从南开历史系网站的一篇文章获得线索的。那时我经常到高校的网站搜寻有出版价值的信息。张先生出道较早，年纪轻轻，就在中古史、社会史、中西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崭露头角，是学林少帅式人物。我是入道不久的小编辑，独自找他约稿，着实有点忐忑，思想斗争激烈，但一想到做一个编辑总要跨出门去，而《中国家庭史》又是前人还未做的好项目，在分管领导的鼓励下，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下决心去了天津。抵达后鼓起勇气给张先生打电话，自我介绍一番后，表达了求见、组稿的意愿，电话那边的张先生说他上午有课，还说这个项目还只是一个计划，暂时还没有考虑出版。我当时有点失落，觉得不能就这样折返北京。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对他说：“我先到你们学校招待所住下来，你没有课了，就去找你。”没想到中午过后，张先生却来到招待所。我喜出望外又紧张不安，见面就把腹稿说了一遍，从大学里师长那学来的一套治学理念，到自己写的几篇关于社会经济史的论文；从中大、南开两个高校历史学系对新兴社会史研究的一致推重，到编撰出版第一套贯通传统中国的《中国家庭史》如何重要。张先生听后，讲了这个项目的缘起和进度，还说到北京已有几个出版社跟他表达了出版意向，表示需要与其他几卷作者商量后再作决定。

见了张先生第一面后，我每过一段时间就问候张先生，并询问《中国家庭史》项目的进展情况、有没有落实出版社，每当得知还没有定出版社，心中就暗喜，觉得希望还在。一天，张先生在询问我关于该套书编辑、装帧思路、出版进度和宣传方式后，说可以交给我们出版，我听后兴奋不已，心中琢磨是什么打动了张先生。后来拿到书稿后，为了调动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我请分管领导统筹该书的出版工作，又找到装帧设计专家方楚娟老师做封面设计。该书还未出版时就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出版后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著作。有了这次经历，我后来外出组稿，不管对方是多权威的作者，都逼自己跨出去联系，对张先生在我初出江湖时给予的信任、支持，一直心存感念。

二

初次与左玉河先生见面大约是201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已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因此我想请他写《民国社会生活史》。北京的初冬，有些寒冷，他带着夫人应邀在一家餐馆和我见面。我寒暄几句就直奔主题，左先生说这个项目很有价值，也是他正想做的，我以为有戏，谁知他话锋一转，面露难色：“项目是好，但所里有几个大项目还没完成，要先干完那些项目，才能做你这个项目。”我说，“没关系，我能等。”我知道他很忙，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催他，大概半年、一年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转眼两年过去，2012年我调到花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选题我都留给了原社，工作的主战场转移到了文学书籍出版。4年之后，2016年底我又调回广东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见《民国社会生活史》还没有多大动静，次年便带着几个编辑赴北京找到左先生。他看到我，十分感慨。他说：“我原以为你到花城出版社后，这个活可以不干了，所里的任务太多了，没时间干自己的‘私活’。”我说：“书稿你还是要帮我写，几年我都等了，我可以再等下去。”他一脸叫苦状：“看来这回逃不了。”同去的编辑后来比我跟得紧，她们催着左先生挤时间干“私活”。左先生终于在2017年拿出初稿，经过作者与编辑双方的精心打磨，该书厚厚两本于2019年面世，这离最初约稿，不下九年时间了。出版期间，即入选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获得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后，学界、媒体纷纷推荐，其被评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2019—2020）”。出版期间还有个插曲，有人善意提出把书名中“民国”两字换掉，说那样可能获得更多奖项、荣誉。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写这段时间的，且认为一本书的地位和影响，是由其内容价值和可传承性所决定的，因此坚持不改名。这得到了左先生的高度认同。他对自己的这本书非常满意，每次帮我们引荐作者时，都兴奋地说起敝社约他写这本书的经历。我也常跟随行的编辑说，只要认可了好的选题、找到了最合适的作者，就要一直等下去，精品都是岁月磨洗出来的，速成之作，反而要对其品质抱有戒心。

三

下面这件往事，牵涉两位作者，恕我把他们的真名隐去，姑且称他们A先生和B先生。A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精研甚深，是国家级一个重要研究机构的名专家，也是我的老乡。有一年他到广东出差，顺便来我单位拜访。他为人低调、随和，愉快答应了我的约稿，此后他将提纲发来，我提了一番建议后，项目就确定下来，同他签了约稿合同。不久，该项目入选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此后，我就等A先生撰写书稿，其间，我在北京拜访过他，他虽然面目清瘦，但看上去还很健康，说他一直在为几部文献纪录片到处奔忙，但会挤出时间交稿。此后，过一段时间会说写完了第一章，写完了第二章、第三章……之后，就没听他说写到第几章了。因为距离计划出版时间尚早，我也没有向他催稿。后来有一天突然从朋友处得知，A先生不久前病逝了，我当时半天没反应过来，不相信他年纪不大，怎么这么快就过世了，感觉自己太大意了。

2017年我又带着团队去北京。想着这个项目不错，不想放弃。晚上，我在手机上翻通讯录，找熟悉的作者，“蒋建农”这个名字跃入眼帘。蒋先生与A先生原来在同一家单位，任部门主任，他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专家，对近代史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题史颇有研究，因此想请他出马完成这个项目。第二天，我与同事一道去他办公室，说起未完成的这个国家项目，他十分感慨，向我们回忆起A先生的一些往事。当提出请他撰写书稿时，没想到他说有一个更合适的作者，一位本单位的年轻学者B先生。蒋先生将我们带到B先生办公室。他看起来三四十岁模样。我们说明来意，他说先考虑一下再说，又问我们住在哪个宾馆、哪一天回广州。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来我所住宾馆聊聊。我十分感动，因为到北京一般都是我们上门找作者。他将我们这个项目的要求问得很细，标题、行文风格、字数、交稿时间……看得出来，他愿意做这个项目，又怕完成不好。当问明一切以后，他承诺在规定的时间交稿。几个月后，他发来了提纲、样稿，双方签了合同。次年秋天，我去北京，还是那个宾馆，还是他要求来看我。后来我和同事们为稿子的事情，与其联系好几回，前几次都说正在编写中，后来说自己身体不是很好。时间越来越紧，我虽然有些焦急，但也没有紧催他。直到一天，一位朋友说，他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而结束了自己生命。我一阵吃惊，心想，一个做事这么认真、责任感如此强的人，是怎样的痛苦才使他做此选择。当时我就决定这一项目到此为止，后来每每想起两位和善学者的中道崩殂，我就内疚、神伤不已。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