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的编辑生涯中，总是机会与挑战并存。如何抓住机会，对编辑来说是一门必修课，也是对编辑综合素质的考验。善于抓住机会，往往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益。余光中的《左手的掌纹》当初对我来说就是一次这样的机会。
《左手的掌纹》的出版，多少有些偶然。
2002年的一天，我接到南京老作家冯亦同先生的电话（顺便说一句，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传来了冯先生不幸病逝的消息，非常遗憾），他向我转达了一个信息：余光中希望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散文集，希望我能“玉成此事”。当时我作为副总编辑负责社里的选题与统筹，这样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家对我来说多少有点像天上掉馅饼，自然十分欢迎。余先生选择江苏文艺社出版他的作品，理由十分简单，就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古都南京曾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50年前，青年学子余光中离开大陆，如今这位“金陵子弟江湖客”希望在故乡出版一部作品作为纪念。这样，仅仅因为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我便有幸成了余光中的责编，从此因书结缘，开始了与他近20年的合作与交往。
像余光中这样的大家，对很多出版社来说可遇而不可求，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天赐良机，必须紧紧抓住。能否抓住抓好，不仅事关这本书的成败，更事关今后能否与余先生长期合作。对于编辑来说，遇到一个优秀作者、一个优质选题，最重要的不是仅仅做好这本书，而是要深耕、挖潜、拓展、创新，做深做透，把一个选题做成一系列选题，把一棵树培育成一片森林。
为了做好余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作家，我决定自己担任这本书的责编。余先生最初的设想是出版一本《余光中最新散文选》，鉴于此前他在大陆出版的散文集版本较多，随意出版一本并没有太大意义。我认真考察了当时在散文出版细分市场已经极具影响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其他社有影响的散文系列，仔细分析了其人选、特点、编排方式甚至封面、定价等，经过认真调研思考，我决定另辟蹊径，精选余先生各个时期的散文代表作，按内容分辑编排，每辑精选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把最具影响的作品放在最前面，并且给每辑取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显得内容丰富又条理清晰。为了使选本既保持品质，又具新意，一方面，我希望把最具影响的名篇力作选进来，另一方面，酌选一些从未在大陆发表和出版的新作作为新鲜血液。此外，在形式上也适当做一些变化，在每辑插入一张作家生活照，丰富文本内涵。我把这个编辑设想告诉了余先生，他完全赞同。
为了编好这本书，我们商定请余先生的朋友冯亦同老师担任编选者，冯老师欣然应允。根据我的策划设想，书稿很快编好了，既囊括了余光中先生多年来创作的散文名篇，又遴选了他近年来未在大陆出版的部分新作。我感觉作者和编选者虽然都是著名作家，但由于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市场和读者需求，选文难免带有自己的兴趣和偏好，有鉴于此，我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市场的判断，将全部文章重新排列组合，并进行了大幅度的增删。此后，我将拟定的选目寄给余先生审定，他收到后十分满意，只在个别篇目上做了微调。余先生最初“钦定”的书名是《余光中最新散文精编》，我认为这个书名与他以往的集子并没有本质区别，难以在浩如烟海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我坦率地谈了我对书名的看法以及对市场的理解，希望余先生另取一个新颖别致的书名。他并未不悦，而是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凭着诗人的才思和灵感，很快拟好了一个书名：《左手的掌纹》。看到这个书名我眼睛一亮，大家也都拍案叫绝。
余先生取这个书名并非心血来潮，其实是有出典和用意的。他后来曾对此解释说：“我在台湾的第一本散文集叫《左手的缪斯》，写的是文艺灵感的女神，我自己也说过我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所以我现在是把我的左手——散文部分亮出来给读者看，书名也就叫做《左手的掌纹》了。”作为余光中的恩师，梁实秋也曾盛赞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所以用《左手的掌纹》做书名不仅十分贴切，且极具匠心。事实证明这个书名对这本书的成功发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谓一炮打响。
为了纪念这次出版，我特意请余先生撰写一篇自序，余先生欣然同意，不久就寄来一篇洋洋万言长文，字是用圆珠笔写的，笔力雄健，情真意切。他在自序中写道：“十多年来我的书在大陆各省出版，但是在江苏，这还是第一次，尤其还是在接生我的南京，更是倍加快慰。”末尾用一句诗来表达他对故乡的深情：“请君试问长江水，乡情与之谁短长？”
2003年5月，适逢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作为杰出校友，余先生应邀回母校参加庆典。我请余光中夫妇、冯亦同老师和张昌华先生在鼓楼大钟亭小饮。那是我第一次与余先生和夫人范我存女士零距离接触。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我认为编辑与作者最好的交流方式仍然是面对面的交流。这次见面虽然时间不长，却为后来我与余先生近20年的合作做好了情感上的铺垫，奠定了信任的基础。
恰当的时间对一本书的成功出版有时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左手的掌纹》也是选择了一个恰当的出版时机。2003年秋天，我偶然从冯亦同先生口中获悉常州大学城奠基，余先生将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余先生与常州渊源颇深，母亲和夫人都是常州人，常州更是他的母乡。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佳的出版时机，如果能抢在常州大学城奠基前出版，正好可以让新书借势。机不可失，我立刻协调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按照时间节点争分夺秒，最后《左手的掌纹》终于抢在常州大学城庆典前如期出版。在常州这个特别的地方，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左手的掌纹》影响一下子扩大到全国。事实证明，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对这本书后来的成功发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余先生这本新书装帧典雅，不失大家之气，出版后受到读者和业内一致好评，先后获得2003年第二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散文家奖、全国文艺图书优秀畅销书奖等多个奖项。其封面、装帧及编排方式等还引起很多模仿，至今已加印四五十次，成为大陆最畅销的余光中散文选本。
对我来说，《左手的掌纹》的成功出版，并不是一个选题的结束，而是意味着一系列选题的开始。作为编辑，碰到一个好作者一个好选题就要设法做深做透，不仅要深挖作者自身潜力，还要善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内涵与外延上下功夫。这里所谓内涵主要指深挖作者潜力，从同一个作者身上开发更多选题，比如余光中，其后我又与他合作策划了两本诗集《等你，在雨中》和《风筝怨》。本来还有一系列其他选题，包括《余光中全集》等等，可惜因为余先生突然仙逝成了永久的遗憾。所谓外延，就是从这本书这个选题联想到同类书和其他作家的选题。鉴于《左手的掌纹》在市场上取得的良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我敏感地意识到当时图书市场出现的一些新变化，长篇小说市场逐渐式微，随着生活节奏加快，阅读越来越碎片化，名家散文可谓适逢其时。综合各种因素，我决定以《左手的掌纹》作为第一本书，在此基础上，策划一套名家散文。这就是后来的“大家散文文存”。为了策划好这套“大家散文文存”，我做了详细认真的策划与规划。第一，以现代以来在文学史上真正具有影响的名家散文为主。第二，不仅作者名气要大，而且其散文质量一定要好，特别是其散文要能契合今天的市场需求，能得到读者接受认可。第三，少数未被读者熟知、大众知名度不是特别高，但质量确实很好的，也酌情收入。第四，选文及编排必须严格按照《左手的掌纹》的体例，确保质量。第五，严格控制总印张，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第六，书名统一拟定，既要契合作者和内容，又要有吸引力。第七，考虑到丛书规模较大，从第三本开始，所有封面都从中国古代经典山水画中精选画作作为封面，力求典雅。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做书也一样，尤其丛书套书。基于这一思考，我决定丛书的前二辑十本书，由我本人担任责任编辑。第一辑确定的是余光中《左手的掌纹》、董桥《旧时月色》、季羡林《清塘荷韵》、张中行《负暄絮语》、黄裳《白门秋柳》。第二辑有苏雪林《浮生十记》、俞平伯《中年》、汪曾祺《人间草木》、柯灵《沧桑忆语》、陈从周《园林清议》。为了确保质量，虽然每本书都有选编者，但最终所有文章都由我根据对作者和市场的理解重新调整增删。除了对图书内容严格把关，对书名我也特别重视。考虑到作者都是大家名家，我决定从作者原有文章中酌选有新意的文章名作为书名。如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就特别适合作为其散文集书名，事后证明这对销售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顺便提一下，为了宣传好这套书，扩大影响，便于销售，我几乎为责编的每一本书都撰写过书评。在我看来，责编永远是图书的第一营销人、宣传人和责任人，图书就像他的孩子，只有他才最了解自己责编的书。我先后为这套书至少写过近20篇书评，仅为余光中一人就前后写过五六篇之多。
《左手的掌纹》的成功给我极大启发，随后我在此基础上策划的“大家散文文存”，历时数年，从一本书，发展成了一套书，总规模达到近50种，部分图书畅销20年，成为文艺社有史以来销售时间最长的一套长销书。此后我又借鉴“大家散文文存”的成功经验，陆续策划了以铁凝、迟子建、池莉、毕淑敏等当代著名女作家为代表的散文丛书“百合文丛”以及“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散文丛书”“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鲁迅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等多套散文丛书，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从《左手的掌纹》开始，从一本书生发开来，策划成一套书，并最终开发成一个具有集聚效益和品牌优势的散文版块，这也是我当初并没有想到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余光中先生和他的《左手的掌纹》带来的意外收获与惊喜。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