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湖北三峡演艺集团创排的话剧《屈原》，在《橘颂》《九歌》《天问》等诗歌片段的吟咏中，徐徐展开了一幅意境高远的中国画卷，带领观众走近屈原浪漫的文学世界和高洁的精神殿堂。

一、思想的形象和形象的思想。屈原的形象在各时代都展现 出鲜明的特色，忠君的、孤愤的、失意的、抗争的，不一而足。真实的屈原究竟是何模样？黄维若版的话剧《屈原》给出了他的回答。编剧从屈原的诗歌入手，从其中表现出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人格品质及性格方式入手，将历史人物转化为当代艺术形象，融入了现代人对历史人物的思考、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从屈原“诗言志”的精神维度、“忠于信”的理想维度、“践于行”的性格维度，结构戏剧、确立风格、选择形象、组织事件、淬炼语言，把流淌在屈原诗歌中的思想具化成舞台形象，又通过舞台形象的戏剧动作、心理活动、人物对白进一步加深观众对他思想的认知，从而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

“立象以尽意，造象以传意，观象以求意。”编剧造屈原之象，传其诗文之意、思想之境是旨归。为此，编剧给了屈原之思想以“水流”之意象的“通感”。开场潺潺的流水声仿若屈原意识之流，从其生平最后的困境中发端，从他被流放的人生末途启航，沿汨罗江水逆流而上，直抵他政治主张不断碰壁的现场。编剧找寻激流中嶙峋的礁石与漩涡，打捞出楚怀王、郑袖、张仪等诸多关键人物与关键事件，在其笔下幻化成沧浪之水在剧场中拍岸而来，屈原之象也随着屈原的独白、对子戏、多人戏呈现出愈发清晰的形貌。无场次的戏剧结构使该剧具有了如屈原诗歌般自由瑰丽的审美风格，在表达上突破了以时空顺序来组接事件的旧式格局，呈现出放射性、情绪性的心理结构特点，屈原的回忆、联想、闪念、幻觉等逾越时空、切进切出、无边无际，又始终流淌在编剧既定的河道内，归向屈原精神世界的终点。

二、物境、情境、意境中的诗化空间。王昌龄的《诗格》中曰：“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用于品鉴该剧，亦为恰当。

“物境”是观众沉浸该剧的视觉基础。剧中生发于屈原诗词中的精灵鬼怪乃至楚王之灵魂，其衣着装扮或“被薜荔兮带女萝”，或“华采衣兮若英”，弥漫着香草美人之诗情诗趣，人物服饰衣着紧扣战国的时代背景，再现了楚地的人文风貌。舞美方面，LED屏与简单的桌椅构成虚实相生的叙事场域，通过布满天幕的橘树、璀璨的星河、深邃的宇宙，将《橘颂》《天问》等诗歌意境延至诗外，在舞台上营造了浪漫主义的诗化空间；同时，LED屏呈现的暗色调下宫殿局部的飞檐穹顶不仅构筑了剧本的事件环境，也暗示着屈原所面对的昏暗复杂的政治环境。

“情境”即抒写喜怒仇怨之情绪。编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话剧语言艺术的抒情性与诗歌“感时伤事，别有深情，非可言喻”的构筑心理图景的巨大作用，为屈原设计了大量或文或白的台词。对屈原诗歌原文的吟咏引导观众置身历史情境，白话文的诗句结合演员的舞台动作则迅速放大了历史与现实、舞台与观众的情感合鸣，不仅使得人物的内心历历如绘，又增加了该剧诗的韵味。

“意境”意为叙写心意思想。该剧在以事件为核心的叙事段落中，以多组矛盾表现屈原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思想之思辨和精神之风骨：向楚怀王、郑袖“不合时宜”地主张变法，凸显着他的孤直；在两次朝议的殿堂上，他被众人围攻诋毁，映衬着他的孤立；以死劝谏，体现着他的孤勇。而在个人独白的抒情段落中，屈原一身洁白的楚服，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微光烛照出他的孤洁，喷薄而出的诗句或直抒胸臆，或“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意溢于言外”，深沉的“情”和新颖的“理”水乳交融，构成富有启悟力和感染力的思想镜像，使屈原的形象得以穿越时空，走进现代观众的心中。

三、历史剧的时代品格。历史剧在题材选择和创作方法上有其独特特征。如何使历史剧在拥有历史主义精神的同时具有时代品格并对当代生活有所启示，体现着编剧与创作团队的巧思。该剧植根屈原诗歌和《史记》的真实土壤，编剧明白，一度创作既需要在历史的罅隙中通过创造性的虚构完成人物的弧光，而这种虚构又应该在“实然”的基础上放飞想象。因此，编剧以长年创作经验的积累和扎实的案头工作，从历史真实中开掘人物性格，又以立得住的人物性格推进戏剧行动，互为表里、回环反复，极好地处理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在“真”与“幻”间，最终让屈原这个戏剧形象振荡放大、不断丰满，成为了戏剧艺术长廊里独特的“那一个”。

该剧在立意方面没有空发“思古之幽情”，更没有以宫闱秘闻、厚黑权谋博观众眼球，而是投射时代、观照现实，关注人、关怀人、表现人，以诗心表诗意、以诗境传诗情，在家国、生死、取舍、进退等超越时代、国家、文化的人性命题中给人启迪，在文本缘起的“古”和现实达意的“今”中自由穿梭，找到了历史剧创作“隐蔽的机关”。剧作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提炼出了上下求索的奋斗精神、爱国爱民的质朴情感、坚守理想信仰的高尚品格以及变法图强、敢于斗争的创新精神，弘扬了跨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使屈原这一形象在诗境中焕发出崭新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