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人间四月天。
随团来承德市滦平县采风，翻阅活动方案，一组采访金山岭长城的保护员，一组去采访特色农业，另一组采访温泉康养产业。而我，单独被分配到金沟屯镇去体验“普通话文化”，采访当地有名的“语音七老”。主办方担心我一个人会遇到难题，于是又加派了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小姑娘李倩与我同行。
其实我心里是“有谱”的，至少与采访对象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我不是没有吃过这方面的亏，那年去革命老区，老房东的后代讲得慷慨激昂，但我愣是一句没听懂，不得不请同行的当地朋友再翻译一遍。
在滦平，不会有这样的困难，因为这里是普通话的故乡——全世界汉语普通话语音最标准的地方。
一
因为中午要赶到承德南站，早晨从金山岭脚下的宾馆到金沟屯镇政府驻地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抵达后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这意味着，此行对普通话文化的“体验”，主要是与白凤然、郝润德两位老人和镇党委的金福斌书记聊天。
塞外的小小山城，过去皇帝巡狩的御路连通长城内外，现在更不是穷乡僻壤。因为普通话，这里藏龙卧虎。
“如果有需要，宣传普通话，宣传滦平，能为社会做点贡献，我们义不容辞。”在镇政府会议室，已经85岁高龄的白凤然老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语音清亮，洋洋盈耳。面对其淡定气场和不俗话风，我断定此老不是普通农民。闲聊中果然得知，他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老师，在县职教中心退休后回乡定居。他从手机上调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站在他身旁的两位，一位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李瑞英，另一位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
与白凤然老人同来的郝润德老人话有些少，他一直在村子里当会计。不要小看农村的会计，他们绝大部分都以品行正派、头脑清楚而著称，村干部换了一拨又一拨，但会计往往能干到拿不动笔。2014年，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了“学好普通话，圆梦你我他”的公益广告并在黄金时段播放，不同行业、民族的代表为推广普通话代言，郝润德第一个出镜。
与我同龄的金福斌书记身材壮如半截铁塔，但说起话来有些羞涩，骨子里透着一种儒雅，就像滦平的山石间藏着鲜为人知的文化秘密。他曾是一位水利工作者，踏遍了滦平的每一道山川河流。他向我简略介绍了金沟屯镇的情况，从北方山区少有的稻作文化到发现“东方史前维纳斯”雕像的红山文化，看得出他对当地的熟悉与重视。当然，普通话文化是重点，“‘语音七老’如今只剩六位了，一位已经故去。由于都年纪大了，今天找了两位身体好的来。”听他这样说，我心里颇感愧疚，我们实在该去登门求教，而不是劳烦两位老人家到会议室来。
他们的体温在握手的刹那传递给我，播音员般标准却又像家里长辈般自如亲切的谈吐传入我的耳朵，面对面的温暖交流让我行前看过的资料幻化为鲜活的图景。1953年，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专家组赴滦平，从金沟屯和位于此地的滦平第四完全小学找了7人调查采集语音，为制定中国通用语言规范做准备。几十年后，那时参与过语音调查采集的3位村民和4名学生被称作“语音七老”，成了滦平普通话文化的代言人。
告别之时，仍是意犹未尽。那字正腔圆的口音成了一种享受，但更让我不忍告别的是他们的热情与真诚。李倩拍摄的现场照片上，两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神情专注，谈兴正浓。坐上返程的汽车，我心里清楚，这次采访的仪式感大于所得到的实际内容，并不是因为他们谈的多是被说了很多次的公开资料，而实在是因为时间仓促而无法深入交流。待白凤然老人介绍完他参与国家语音采集活动的情况后，我请郝润德老人写下了“语音七老”的名字，至此我也第一次知道了这个特殊群体的全名单：郝润德、白凤然、周立信、姚凤元、石俊永、周井明、李泽廷（已故）。
2013年，滦平的语音再度被作为珍贵的语言标本，仍然是白凤然承担起了使命。《人民日报》刊发过的一篇通讯中说：“国家开展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河北参与此项工作，组织省内各地的方言语言采集分析，白凤然成为滦平地区语音采集的对象之一。”
为了取得良好效果，录音都是在凌晨进行。当时74岁的白凤然每天要在地下录音室里录四五个小时，却没丝毫怨言。他说：“这几年，滦平普通话之乡的名声越来越大，为推广普通话，为宣传滦平文化，做这些，我心里很满足。”
经历和职业让白凤然极为关注汉字的说和写的问题，他对当下社会上语言文字应用中的乱象感到担忧。他直言，中国的语言、文字都是国宝，只依赖电脑不重视书写、不重视语言的规范化读写是不行的。
推广普通话虽是国之大计，但归根结底要靠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和白凤然、郝润德等这样的有识之士。
二
当年尚在懵懂之中的郝润德、白凤然和另外两位小学生当时绝不会想到，在两个北京来的陌生人面前读一篇文章、背一首古诗，过后很快就被人淡忘的一次平常经历，却事关民族家国。不消说他们，即便是滦平当时的各级领导，也未对此事引起多少重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语音采集活动应该是中国当代语言规划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滦平只是专家组到访的其中一站。除了后来“语音七老”接受媒体采访的回忆外，我试图从地方史志中找些更权威的记录。但是，翻遍1997年版的《滦平县志（石器时代-1990年）》，无论是1953年的大事记，还是文化教育和民俗风情的专章中，都没有找到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但绝对不是因为当时的懈怠与疏忽。新中国成立只有三年多，百废待兴不说，战争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虽然能够被政务院列入日程的事一定都是国之大事，但与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相比，人如何说话自然不该是地方上关注的事。想到这一点，我们便对历史释然了。
“其实不是我们口音有多好，因为在滦平，人人都这么说话。碰巧老师叫到了我们，是偶然的机缘。”白凤然坦诚、实在的话语中透着风趣。但经过他们的讲述和我对历史资料的爬梳才知道，这个被他谦逊地说成“偶然”的事件背后，潜藏着的是在录音技术尚未发明的时代，难以被记录和再现的中国北方语言变迁的秘史，其中竟然勾连起了明清中央政权更迭之际民族融合的大历史。
明朝迁都北京后，朱棣及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将大规模修筑并固守长城视作国防之要，以抵御瓦剌等蒙古部族的袭扰。为了便于防守，将沿线居民内迁，长城两侧形成大片无人区。清朝入主中原，数千年被中原王朝视作要塞的长城失去了防御功能。与此同时，进入关内的大量旗人无以生计，便在北京周边圈占土地，侵袭当地百姓利益。《滦平县志》载，顺治八年（1651年），上谕永久停止旗人圈占民间房地。但考虑到“旗人无地亦难资生”，着手让户部讨论从“古北口外空地拨给耕种”的可行性。康熙九年（1670年），户部批准镶黄、正黄、正白三旗90余人到古北口外开地建粮庄。正是在这股风潮中，北京密云金沟屯村焦、牛、敖、白四姓旗人来到滦平一处水草丰美、适合耕种的地方，将原来村庄的名字也挪移过来，这便是现在滦平金沟屯镇的由来。查现在的地图，密云仍有南、北金沟屯村。也正是在康熙年间，随着避暑山庄修建，大量满汉新贵陪王伴驾来到承德，这里成为清王朝第二政治中心；滦平处在从北京去往承德的必经之路上，一跃而成“京畿重地”。
人口迁徙与语言的流动是同时发生的。
明朝迁都时从南方迁徙来的数十万人口将南京官话带入北京，与北京原有的语音相融形成北京官话。清廷在北京建都，以开放的心态学习汉族文化，旗人说北京话也成为时尚；但被学说出来的语言已经融入了他们原有的语言元素，变成了“满式汉语”，形成了新的北京官话。一方面，告别了北京胡同之后，这种口音在承德落地生根，以“热河官话”的形式保持了语音的纯度。朝廷甚至在承德开办有语言培训机构，来满足权贵学习热河官话的需求。
另一方面，旗人进入长城沿线无人地带生活，开始时的交流多局限在在旗人员，与原住民和其他地方移民而来的人群来往并不多。滦平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6800年前，红山文化的发现显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加之地处胡汉杂居的边地以及历代频发的战乱和修筑长城工程，人群结构及其语言构成并不单纯。但由于明清交际的特殊机缘，满清旗人的口音和说话方式得以保存下来。由于旗人是滦平人口中的高级贵族，语音也便渐渐地在南腔北调的方言中获得了统治地位。
当然，照语言学家的说法，满族人说的北京官话与胡同儿里的北京话是雅与俗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滦平口音会被当作普通话标准音的原因。没有被其他方言语音“污染”的滦平口音，比省字、儿化和尾音等方言习惯严重的“北京胡同话”更易于表达和学习。
滦平，从那时起就成了“推普实验区”！所以，白凤然老人所说的那份“偶然”，实在是早已被历史注定的必然。
三
据两位老人讲，在被学校老师选中为北京来的专家读课文之前，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什么特别之处。
口音和话语方式，往往是人类生活中最习焉不察之事。假如没有对比的机会，我们极少会主动思考自己说怎样的话。同样，我们也很容易将说同一种语言或操同一种口音的人看作同类，从而产生身份和情感上的认同。在异国他乡，一声汉语的问候让多少游子觉得自己不再孤单。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说：“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
通过回顾滦平人的“说话史”，我们清晰地看到，自明代以来，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南北文化不断在此交汇，凭借形成被更多人群和更大范围使用的通用语言，不同族群联合为更大的血肉相连的整体，从而扩大了中华文明的体量，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当然，我们在看到语言对于族群认同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语言只不过是决定认同的诸多要素之一，以避免“语言决定论”的民族观。但无论怎样，通用汉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正缘于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关于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就提上了政务院的议事日程，并经调查研究后迅速做出一系列决定并付诸实施：1955年10月15日-23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将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定为“普通话”；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正式将普通话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2月10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成立。
透过这个时间表上紧锣密鼓的日程，我们既能看到推行通用语言推动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也能感受到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在文化建设上的高瞻远瞩。
2001年1月1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作为法律制度被确定下来。社会上掀起“推普”热潮，新闻媒体刊出和播放大量关于普通话的内容，白凤然、郝润德等人也多次参加相关活动，讲述他们与普通话有关的经历，甚至为前来学习普通话的外国友人指导发音，为宣传推广普通话尽心尽力。白凤然老人给我看的那张照片，就是他在县里参加普通话主题活动时与嘉宾们的一张留影。
滦平过去为国家确定普通话标准音做出了贡献，现在是国家语委命名的“普通话示范区”“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和“全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县”。据县宣传部的同志介绍，为了发挥好普通话这张文化名片的作用，在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县职教中心建起了当今国内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为社会各界提供感受、测试、培训和讲座的普通话体验场所——中国滦平普通话体验馆。由于采访时间短暂，我未能到体验馆去亲自体验一把。但在滦平，学习、体验普通话并非一定要到专门机构和场所，随时随地都能进行。在金山岭长城入口处，我就看到了一块“普通话测试体验点”的牌子，上面除了刻有普通话的定义和对滦平普通话文化的介绍外，还刻有一个醒目的绿色二维码标记。掏出手机扫描，弹出的是一个“学学普通话”的小程序，里面不仅有常用字词读音的练习，还有普通话考试真题、智能测评等，甚至还能查询考试成绩和证书，几乎囊括了所有与普通话学习、测试、应用等相关的内容，并且与大学英语考试、教师资格、公务员考试等实现了互联互通，网络技术为普通话的普及提供了便利。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们通过语言确认自身，也通过语言确认归属。进入新时代，随着人员往来增多，滦平作为“普通话的故乡”正在成为很多中华儿女语言“寻根”的地方。在这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沃土上，普通话正在向世界展现她独特的魅力。
今后好好说话，好好写字，这也是我此行更入心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