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近40年，回想起来有不少值得记取的事，但最难忘的还是与作者的相处。因为与编稿、发稿等枯燥的事务相比，跟作者的交往则是活生生的，通过与他们的相处和交流，受到的教益也最多。就我自己而言，后来一直抱有学术兴趣并做一些学术研究，多是受一些作者的影响；而不少作者的研究课题和著作，也是在我“偶发奇想”的触动下推出的。所以，当徐海约我写一篇编辑随感，我首先想到的是“与作者共成长”这个题目。
当然，这个“共成长”仅局限于比我年龄稍长或与我年龄相仿的学者，那些学术大家如赵朴初、季羡林、任继愈、周绍良、杜继文、楼宇烈、方立天、杨曾文、叶秀山、李学勤、张海鹏等等，虽与我多有接触，有的还成了忘年交，但在我始终以“高山仰止”待之，断不敢用“共成长”这样的话。只是学术乃薪火相传之事业，通过编辑这些大家的著作或主持的项目，逐步结识他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由此通过这样的学术生态链，得以与许多学人切磋学术，结成长久的友谊，实是一件可慰平生之事。
一
我于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苏出版总社。其时正值出版业大发展，许多专业社从人民社中分出，独立建社，急需人员，我即被分配至当时刚成立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改为凤凰出版社）。被分配至古籍社的缘由，盖因我是哲学系毕业的，而古籍社缺少哲学专业的编辑。但实际上我在大学时的兴趣是西哲和马哲，毕业论文做的也是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所以当时对这一分配颇感不适。更为突然的是，我甫一到社，领导安排给我的第一本书稿是《佛教常识答问》，乃赵朴初所著。佛学在当时尚属被批判的唯心主义思潮，我们大学时的中哲史课也只是约略带到，所以我对此完全是懵懵懂懂。但也许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我硬着头皮编辑此书，同时寻找相关资料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后来在一些老先生的影响下，我又制订了一个更宏大的阅读计划，涵括中国传统典籍与相关学术研究著作，以此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工作的兴趣倒也渐渐浓厚起来。
《佛教常识答问》出版后反响很好，我鉴于当时其他宗教的知识性读物尚属空白，而读者对此方面的兴趣浓厚，就提出拓展开来做一套“宗教常识答问丛书”，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等。社领导对这个主意很是赞成，就让我独自去约稿。而我大有初生牛犊之慨，决心找最权威的专家，如基督教方面找了时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的丁光训，伊斯兰教方面找了时任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的郑勉之，道教方面找了时任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的卿希泰。我给这些先生写信，有的还登门造访。他们对我这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竟给予热情回应，如郑勉之决定亲自写；丁光训因为事务繁忙，推荐了金陵神学院的副院长陈泽民来承担，并亲自作序；卿希泰则带上他的博士生唐大潮、王志忠两位一起写。在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对宗教学的知识渐渐丰富起来，初步算是入得堂奥了，同时与该领域的学者也有了更多的交往。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的学术方向转向中哲史和佛教史，应该是那时埋下的种因。
也就是在编辑“宗教常识答问丛书”时，社里邀请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可能因为我是当时社里对佛教唯一有所了解者，领导就安排我担任这部大型工具书的责编。编辑这部书前后历5年，其辛苦繁难自不必说，但收获也是巨大的，首先是让我接触到了国内一大批佛学研究专家，对此一领域的学术动态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由此生发开来，可策划出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记得当时我得知杜继文（时为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正在撰写《中国禅宗通史》，我感觉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即向社领导汇报，将其列入我社出版计划，并亲自担任责编。后来在与杜先生的学生魏道儒博士接触时，得知他有意写一本《中国华严宗通史》，我觉得同样是一个很意义的选题，并由此生发了做一套“中国佛教宗派史丛书”的想法。因为对佛教宗派的分类研究，在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尚属空白，而学术发展的走向又势在必行。我就此向任先生和杜先生请教，得到了他们赞许，于是经社领导同意，在《中国禅宗通史》和《中国华严宗通史》的基础上，组织这套丛书。约请的作者当然都是学有专攻的，不过有的已是学术名家，如潘桂明、陈扬炯；有的则是中青年学者，如董群、杨维中；有的还刚刚博士毕业，如吴忠伟、王建光。这套丛书出版后，在佛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从学术成长的角度看，对那些年轻学者起到的作用更大，确立了他们在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至于我自己，也是通过策划、编辑这套书，当然还包括编辑《佛教大辞典》等，学术的重点转到了中国佛学上，为此我在已是正高职称的情况下，在职攻读了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的博士。
说起赖老师，我与他的相识大概在1987年，他主编的《禅学研究丛刊》在我社出版，我作为责编就与他多有往来。记得当时我俩多次去排版公司改样，中午就一起在台阶上蹲着吃盒饭。后来我俩还多次结伴参加过相关的学术会议，颇多有趣的事情不备细述。当时的关系用“亦师亦友”来形容是不为过的，只是后来我考入其门下，成了他的学生，便再不敢以“友”妄称了。当然，因着前述的这些缘分，当赖老师主编的国家级重点项目《中国佛教通史》（15卷）启动时，自然落在了我任职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而参与该项目的作者，由于多为赖门弟子，我与他们更有着一份亲切感。一些比我年轻的学者，甚至视我为老师辈，经常就相关学术问题向我请教，我也尽我所能给予帮助。另外，我也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大学的研究生答辩，并担任研究生导师，带出了多名学生。在即将从出版社退休之际，我算是实现了从出版人到学者的角色转化。
二
人们常说编辑是“杂家”，这是由于编辑要接触不同类型的稿子，有时是跨度极大的稿子，知识积累难免驳杂。这一貌似贬义的称号，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其实也有褒义的成分，因为编辑可以接触到更多领域的学者，可以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当然，这一切都是要“有心”为之的。
我在出版界工作了近四十年，其中一半在江苏古籍出版社，一半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在这两个社，我都编辑过许多类型的书稿，接触过许多不同领域的作者。如在江苏古籍社时，我就主持编辑过“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金开诚主编）、“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周绍良主编）等等。在编辑这些重点项目时，我除了接触到不少著名的老专家，也接触到不少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如中国社科院的刘跃进、北京大学的荣新江、首都师大的郝春文等等，他们当时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几岁，如今都是各自领域的学术大咖了。至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宁，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完全是一副青涩的模样。
相对于在老先生面前的拘谨，我与年轻学者的相处自然更感轻松。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几位作者请我吃饭，席间有沙知、宁可等老先生，我与荣新江相挨而坐，因为年龄相仿，聊得极为投机。新江兄对敦煌学的国际动态极为熟悉，所谈的事情也深深吸引了我，以至于我后来恶补过敦煌学的知识，对我的学术研究大有帮助。刘宁由于比我小了七八岁，在当时看来比我小了半辈，我只与其父沈玉成先生有过交往，跟她则是从未接触。直到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学术研讨会见面，聊起前事，终于对上了号，彼此似乎是久已熟识的。她对我们当年能出一个研究生的著作（尽管是合著）很是感激，我则表示一直注意她的学术发展，并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这自然也不是简单的客套话。后来得知她的夫君是北京大学的李四龙教授，而四龙与我早有交往。
我于2003年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单位虽是变了，工作的性质却没有变。只是人民社出书的范围广、选题宽，因此我的作者群也大大丰富起来。如在统筹编辑8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时，我与叶秀山、王树人等老一辈学者及周晓亮、谢地坤、尚杰、江怡、黄裕生等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传统品牌，原来一直由资深编辑周文彬老师负责，周老师退休后就由我负责。由于该丛书的主编刘东是我在南大哲学系读书时的师兄，我们交流的话题因着共同的人事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负责这套丛书让我获得的另一个收获，是结识了一大批学有专攻的学者，包括海外的学者，如日本的滨下武志、美国的周锡瑞、德国的薛凤等，颇开阔了我的眼界。记得大约是2010年左右，滨下武志来南京，通过南大的一位老师提出要专门来拜访我，我在凤凰台饭店与其品茗聊天，他操着一口不甚流利的中文，谈到赴世界各地收集资料的情况。他说这次来南京，也主要是查阅资料，所以我们仅仅喝了个茶，他就动身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负责“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时，我结交更多的当然还是中青年学者，因为他们是这套丛书翻译的主力军。其中不少人当时未曾谋面，但我与他们都有书信和电话往来，所以日后偶遇竟也似老友重逢。
三
由于编辑涉及的门类多，所需的知识应该较为广博。但我同时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至少在某个领域要有深入的研究，说是成为“学者型编辑”也行，这样才能体会到研究与撰著的甘苦，也才能更好地判断一部书稿的优劣。我从事编辑工作以来，不间断地做一些学术研究，部分是因编稿驱使而激发了本人兴趣，部分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称之为“编研相长”。以前许多出版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似乎少有人提倡了，但我认为还是值得继承的。
我个人走上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之路，是有着所谓的特殊因缘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正是因着这一兴趣，我到苏人社后策划了“新版宗教史丛书”“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等，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外，早在编辑学术版《西方哲学史》时，我也产生了组织一套新的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以形成西哲、中哲两翼发展的格局，使苏人社成为哲学类图书出版的重镇。缘于此，我找一向熟悉的任继愈先生，希望他来主编这样一套书，任先生对我的想法很是赞同，但表示年事已高，难以胜任。他同时推荐了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认为郭齐勇年富力强，且武大的中哲史团队齐整，可以尝试一下。
对于郭齐勇的大名，我当然是早就听闻的，而且大约在1991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彼此见过一面，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我也时有关注。鉴于此，我于2006年给郭老师写了一封信，详述了我的想法。郭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态度热情而谨慎。热情是他认为新编一套《中国哲学通史》（他称为“大通史”）很有意义，谨慎是他觉得这样的大项目难度很大，需要与他的同事好好沟通。恰在此时，我们集团正在组织出版“凤凰文库”，需要邀请一些学者做学术委员，我就把郭老师也请上，并在会议期间与他做进一步的沟通，其意当然是说服他。我把我社已出的和将出的同类重大项目向他做了介绍，以取得他的信任和理解。郭老师显然受到了鼓舞，回去后再与我反复交流，最后达成了出版意向。
此套10卷本的大书从立项到最终出齐，前后历15年，其间的繁难与波折不足与外人道也，但我与郭老师及其写作团队结下的学术友谊则是可以一表的。
为了这套书，郭老师与我通过许多信，初是纸质，后是电子邮件，再后多是微信了。郭老师来信总是以“建明兄”相称，显得十分谦和，遇事也是以商量的口气。我因郭老师年长我15岁，且与我的老师赖永海教授乃同辈学人，当然不敢坦然应承，总是以学生自况。至于与吾淳、丁为祥、胡治洪、吴根友、龚隽、萧洪恩、丁四新等，因是年龄大致相仿，时常是以兄弟相称的。事实上，我们平时尽管联系不多，但如果见面（譬如在学术会议上），都是十分亲切的。我也欣喜地看到他们的新成果不断推出，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学术见解。
记得这个项目启动之初，我与郭老师商量在武汉开一次会，主要就体例、内容、规模等统一意见。我为了激励各位参与者，特意说了这样一番话：“别看现在做这个项目难度大、辛苦多，一旦出来后，会奠定大家在各自领域的学术地位，这对年轻的学者更是如此。”事实上，书出一年有余，从学界的反映来看，我的话大致不虚。而对我个人来说，通过策划和编辑这个项目，对中哲研究自然也有了更多的体会，这也是所谓的“与作者共成长”罢！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