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周立波走上革命和文学道路的重要驿站，也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周立波脱离自发的爱国青年的激愤情绪，成长为真正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革命作家的起点。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之时，周立波已濡染大革命的气息，受到当地共产主义活动的外围影响。但真正令他有了矢志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写作的自觉的，还是“备尝了艰苦和欢喜”的10年上海生活。

对于这段既“艰苦”又“欢喜”的人生经历，既为周立波同乡，又与其长子长时间共事的研究专家胡光凡，在所著《周立波评传》当中，提供了一份颇为翔实且可信的记载。

在他看来，周立波在上海所品尝到的艰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蛰居亭子间的困窘生活，以致不得不撰文、译书等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是提篮桥牢狱之灾。后者既令他数年间失去人身自由，同时也激发了他对构陷者的愤恨。由此，或因旅沪生活的拮据而有志愿摆脱羁绊的笔名——立波（Liberty英语“自由”音译），也便有了另一重新意。

但与此同时，上海也是周立波的人生“欢喜”之地。1928年夏来到上海不久，周立波也在求学的初衷之外，发现了自己浓厚的文学兴趣。而在其时，有着“东方巴黎”之誉的上海，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镇。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前后，一大批当时在中国文坛上有着崇高威望的文艺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等，齐聚于此。沪上文艺的繁荣，以及对革命事业受挫的省思，极大地推动了文艺干预社会现实的力度。周立波也在此期间初露才华，于1929年11月29日在《申报·本埠增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座——散文《买菜》，就此揭开了他文艺创作的序幕。1934年10月，第三次返回上海的周立波，经周扬介绍，正式参加“左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从此踏上了一条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文艺事业奋斗终生的赤诚之路。

迄今，正如现有研究所示，周立波早期文学活动的相关研究，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远不及其中后期文学活动的相关研究。这种不充分，自然有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实践，还相对显得不够纯熟的因素，并且也多少同周立波早期文学活动现存相关原始文献资料的缺乏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本身不重要，毕竟上海自一开始便是其走上革命及革命文艺道路的历史起点。

正如周扬在回忆文章《怀念立波》的文章里所写的，周立波投身革命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起初清贫却怀着救国热忱的周立波，也曾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遭遇过革命道路上的成长挫折。因此，身陷囹圄的个人苦难，也成了锻炼他作为革命者的考验。

借助《麻雀》《纪念》等5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失去自由的监狱生活，既令周立波看清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丑恶，也让他从自己身边的共产党员狱友们身上感受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坚定信仰、勇于牺牲的伟大情怀，更让他明晰在苦难的中国，真正的自由从来都须以鲜血和生命去斗争和夺取的。在此意义上，诚如庄汉新所言，周立波“共产主义的一课，是在敌人的监狱中上的”。

至于周立波出狱后参加“左联”文艺活动方面，研究者如胡光凡、吴肇荣、皮民辉、丁晓原、季水河与刘中望等，大多注意到了他在文艺理论与批评、苏俄文学翻译方面的用力。胡光凡甚至认为，上海时期的理论与批评探索，已然促使周立波成了名副其实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探索者”。这些，以及周立波在此间的早期散文和诗歌写作等，均为其日后的文艺写作提供了前期的储备。而这也意味着，上海时期的周立波研究，不论从作家个人写作还是从中国红色文艺的发生来看，依旧有着尚待继续深入乃至全面开掘的革命史和文学史意义。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